今天是“五 ▪ 一六”通知发布五十周年

精神力量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 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老三届azq

老三届azq

老三届azq

老三届azq

               

精神力量

老三届azq 发表于 2016-5-16 13:44

谢谢大哥的补充！

精神力量

文革杀人现场目击记 —— 勿忘 “  5·16 ” 五十周年

文\ 刘放


     文革过去已经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了。
     然而历史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人们只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对这些是非、黑白就应不难作出判断。
     作为过来人，我曾亲眼目睹文革的杀戮，其血腥场面终生难忘。

     那是在1968年。这一年农历闰八月，民间有传言“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春夏之交，一连数晚天现扫帚星。老人们都说这是大凶之年。
     此时文革已进入第三年，全国陷入武斗。中央号召各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但无人听令，局面近乎失控。毛泽东拿出杀手锏，一怒而治天下。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也向全国发出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新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在当时的语境中即是镇压和清洗，“群众专政”则是杀戮的代名词。这样，一场杀戮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些都是一种“跟风”行动。文革最大特点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靠跟风。这股杀人风潮像瘟疫那样四处蔓延，无人制止，无人敢于阻挡。这是当时的绝对政治正确，文革的原则是越左越革命。
     秋季，这股风也传到我们家乡。先是听到传闻，某某县开始杀人了。接着又传闻某某公社也开始杀人了。于是，我们公社也开会落实执行清理阶级队伍，并要求各生产大队落实公社党委、革委会的决议。各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领导小组也连夜开会部署行动。
     八月里一个月黑风高夜，12点整，全公社突击行动，基干民兵们对地、富、反、坏、右等所有阶级敌人家庭实行抄家。虽然进入文革以来，抄家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势头不同，所有民兵都荷枪实弹，气氛紧张。那些“重点对象”都被连夜捆绑关进大队部。
     经过数天的审讯，一切就绪，列出了首批要杀的阶级敌人名单。这些会议都是绝密的，规定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当然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一天，公社召开万人大会，通知规定谁都不得缺席。会场就在公社门前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个土台，有电影队来了、剧团来了就在此放电影、演戏。公社开万人大会，这里就是会场，土台就成了主席台。说是万人大会，其实来的人没有那么多，全社一万多人口，除去老人小孩，参加者有那么几千人。就是这球场也是容不下上万人的。但当时开会都说是万人大会，这样就显得声势浩大。
     土台正前方拉着一条横幅，斗大的字写着：某某公社批判斗争大会。会场上黑压压站着、或席地坐着参加大会的社员们。主席台上和会场周围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肃穆。以往开这样万人大会，不管台上谁在讲话，下面总是吵吵嚷嚷；而这一次，数千人居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不敢哭叫。人们都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风声早就传出了。
     全社的“五类分子”今天也集中在这里，他们齐齐跪在最前面的土台脚下，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块硬纸皮做的牌子，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标识，如“狗地主某某某”，名字上画着红色叉叉。他们的脑袋则令人发笑，一个个都被剃成阴阳头，或十字头。几个武装民兵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监督着，民兵们手持一根皮带，不时抽打他们一下，杀他们的威风。
     高音喇叭嗡嗡尖响几下，公社书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奏东方红，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书记又带头，大家一齐念毛主席语录，内容都是选好的，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后，书记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讲话，说今天批斗大会就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消灭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
     然后，公社武装部长高声宣布：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几个武装民兵押解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从舞台一侧缓缓走出，逐次跪在土台前面。他们除了胸前挂着牌子，每人头上还戴一顶高高的纸帽，有男的也有女的。此时有人领头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台上台下，口号声响彻云霄。
     仔细看了下这些跪在台上的人，他们的脖子被麻绳勒的紧紧的，一个个塌拉着头，脸色死灰，有的浑身战抖，大概都知道末日临头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认得的，那是我们大队的，平日都叫什么婶什么伯；有一个是住在镇上的，为我们族叔。赶集时，村人都喜欢在他家落脚，喝点茶水，寄放点东西杂物。都是乡里乡亲，平时都感觉挺和善的人，今天突然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如有文革研究者需要，我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接着，各生产大队的干部代表纷纷上台作批判发言，揭发这些阶级敌人的罪行，宣布他们的罪状。干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说这些阶级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些罪行大同小异。如：恶毒攻击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多为平日牢骚怪话，被人告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多种自留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写反动日记、记变天账（这种指控多有牵强附会，比如说日记上写“最近天气严寒”就被指映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在某个阶级敌人家砖墙内抄到一排步枪子弹（这房子住过数代人，天知道是谁留下的子弹）。实际上，这些人也许在生活中有点小毛病，也许处世不慎有时会得罪人。也有些人与生产队干部间有房屋、土地等小经济利益纠纷。
     发言结束，口号声四起，大家同仇敌忾。此时气氛已达到火热的高潮。台上有个公社干部对着麦克风，高声发问：“大家说这些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台上台下一齐呼应：“该打！”
     干部又问：“该不该杀？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声：“该杀！”
     此时早已准备好的一伙人挥舞木棒、扁担、锄头柄等涌上舞台，对准跪着的阶级敌人乱棍齐下。一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像杀猪场那样，尖叫声、哭声、哀嚎声响成一片。跪着的阶级敌人纷纷倒地，他们身上的纸牌、纸帽被打碎，纸片满台飞舞。台上还有人吹着哨子指挥，有人一声一声喊起号子：“一，二，三，四，五，六-------”打人的棒棍声也渐渐齐整起来，合着号子一起一落。期间，台下群众中也不时有人跃上土台，接过棒棍参与打杀。
     这一刻恍如时空穿越，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蒙昧荒蛮时代。洪荒时代人类野蛮打杀同类，也许是为了生存。人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无数次血腥杀戮。但在和平环境里如此屠杀同类，应是绝无仅有（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族）。今天出现的屠戮，是出于莫名其妙而又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
     这样约莫打了十几二十分钟，嚎叫声渐小，都不大听得见了。打人者棒棍也慢慢停了下来。土台上横七竖八趟着那些阶级敌人，他们浑身是血，有的头脸都打得稀烂，花白的脑浆流了出来，涂在泥土上，也溅落在打人者的衣裤上。有一个人耳朵被打脱，仍连着皮挂在脸庞上。地上到处是血，在八月的阳光下，血很快凝固，变成黑色。整个会场飘散着血腥味。闻到血腥味的苍蝇一成群结队飞扑过来吮吸人血。人群中有人在呕吐。
     我注意到在打杀过程中，台下许多人都低下头不敢看，尤其妇女们。呼喊口号时，不少人也是随着大家举手，口一张一合，没有发出多少声音。“物伤其类”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人们感情复杂，内心惶恐，但都不敢表露。更无人敢则声。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那么多在场者不敢站出来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上前制止？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如果谁站出来，谁就将粉身碎骨！这道理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
     也有人就此问题问过著名作家萧军，为什么文革时他在批判会上受尽凌辱，却仍然忍受得住，没有反抗——因为萧军身强体壮，精通武艺，且性格刚烈。萧军是这么回答的（大意）：当时的确想过拼死一搏。以他的武功，杀死几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一是这样死了毫无价值；二是现场陪斗的一百多难友会因此被连累全部打死。再说那些红卫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无辜的。
     有一则关于赫鲁晓夫的传闻，也同样能说明问题。赫鲁晓夫在某大学礼堂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报告，有人传上来一张纸条，质问：你当时在干什么？赫鲁晓夫环视台下，问：这是谁写的？良久无人出声。赫鲁晓夫笑道，我当时就像你那样！
     我自己当时就站在台下。而且站得很靠前，近距离目睹了一切。我也属于不得不举手，也不得不张开口的那类人。我不是黑五类子女，但家里也笼罩着恐惧阴云，我父亲已被其单位揪出批斗。作为一个弱小者，我政治上很早熟，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相信一切，对当时的文革和政治，已经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眼前的杀戮，我心如刀绞。但确实没有飞蛾扑火的勇气。而我选择近距离观察，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惨剧。
     再说说那些杀人者。他们中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是奉命行事。有些是学校回乡的红卫兵。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也有些人是想乘此争取表现，想捞点好处（自发从台下冲上去的多属此种人）。还有些人平日与死者有隙，公报私仇。有某个“阶级敌人”的亲侄子，也上去打他的亲叔。也看到一个二流子，还有一个弱智傻子也上去参与打杀。参与打杀的人不下几十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名副其实。
     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恶棍。他们在家里也许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乖儿子。他们也并非愚昧没有文化。这些人都具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他们杀人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特伦所称的“平庸之恶”。他们服从领导，崇拜领袖，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可以说，整个文革期间的杀戮、迫害，大都为这种“平庸之恶”。
     就人性而言，人都有善、恶一面，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恶”的环境中，通过“恶”的诱因，人的邪恶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文革让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淋漓尽致表露无遗。
   
二
   
     回到杀人现场。人都杀死了，当然就宣布散会。人们各散西东。远地来的社员们拿出自带的干粮，边吃边赶路回家。最边远的，有30多里的山路。按规定，开万人大会生产队给记工分，他们也就权当是出了一天勤，打了一天工。
     自明、清以来，到民国、土改、三反五反，凡处死的犯人都埋在镇子后面小山岗上。已勒令了几十个比较强壮的五类分子负责抬尸，四人抬一个，每人抓住一只手或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爬。但人们发现有些“死人”并未完全死去，有的还能睁开眼睛，有的还在哼哼唧唧发出呻吟声。看来木棒等冷兵器的确效果不好。公社领导商量后决定，给他们补一枪。这吸引了许多孩子们跟着上山看热闹。
     十几个已死或未死的阶级敌人被放置平躺在山岗上，一路排开。山岗上草木茂盛，还开着几枝鲜艳的秋杜鹃。开枪的是一个中年民兵，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个汽车兵。虽未直接打仗，到底经历过战争，胆子大。只见他嘴含一支香烟，边吸边给步枪上子弹。他若无其事地举枪，好像没怎么瞄准，在一米左右距离射击。“叭！”一声枪响，子弹射入其中一个人的胸膛，弹洞里徐徐冒出一缕青烟，洞口空空的，却没有冒出鲜血来。原来用的是开花子弹，背部的出弹孔有碗口大，血都流在下面了。
     接连补了好几枪，打死了好几个人。但他的枪法也并不太准。有几个补了枪的人仍不断气。有一个女人，是四十多岁的地主婆，连补了两枪还张口说胡话，我听她在小声念着：“初一，初二，初三------”应该是数的农历，但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人，被开花弹打去半边脸，连同半个上颚和半个下巴都打飞了，剩下的半个嘴巴却仍然一张一开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往外冒血泡。只得又补了一枪。我怀疑这个民兵自己也害怕了，手打颤，所以打不准要害。有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接过他的枪，打死了最后一个。
     然后，也是那些抬尸的五类分子们，就近在旁边挖坑，把这些人草草掩埋了。没有人来收尸，他们的家属连看也不准来看。
     事后我回到家，躺倒在床。数天吃不下饭。这是我头一次看杀人，而且是近距离仔细地看。母亲采了菖蒲、葛藤、艾蒿煮了水给我洗澡，说是驱邪。
     这样杀人的事毕竟比较轰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街头巷尾，村村落落到处都在谈论。人们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所见所闻，谨小慎微地隐喻表达看法。晚上孩子哭叫，大人也会以此吓唬孩子，至孩子不敢夜啼。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但不可否认，文革是道德沦丧、重新走向野蛮的开始。
     凑巧的是，约两个多月后，那个中年退伍军人一天突然暴毙。他先是肚子剧痛，急忙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人都传说是遭报应，死魂索命来了。此事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类似的话题多少年后还不时被乡人提及，以告诫年轻人。30年后，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也因车祸横死，他家自此绝了后。人们又将此事与他当年杀人相联系，说是天报应，只是来迟与来早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说人家至今躺在天安门广场都没啥事，不是还好好的？
     据说，当年公社党委计划还要杀第二批第三批。但十月里中央突然发了紧急文件，严禁杀人。这才刹住了各地杀人歪风。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头落地。
     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在文革中找不到一纸毛泽东或中央同意或命令杀人的文件、指示。也就是说，这全是基层干部的错误领会和理解，杀人风潮是群众自发行为。一句“群众运动”就推得干干净净。而1968年的杀人风潮正是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些文件、指示的含糊措辞，及意向性误导，酿成了这场灾难。杀了那么多人却不留痕迹，这是杀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黑的极致。
     文革杀人始于1966年。如北京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自此之后，文革不同程度的杀戮从未停止过。至1968年形成高潮。仅湖南道县，1968年被杀死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包括老人、小孩、孕妇）就有4519人。还有326人被迫自杀。
     以当时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的威望，及早发一个“最新指示”，或发一个中央文件严禁杀人，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种杀人风潮的。因此很可能有人在这方面拿捏火候，把握制止杀人的时机。
     也不可否认，在这种风潮中，民众的整体素质，个人的道德素养，有没有良知、善念都大有关系。事实上文革杀人的程度在全国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是重灾区，有的地方就杀得少。举例说，我们邻近有个公社，在这场风潮中一个人都没有杀。原因是公社书记的母亲很善良，长年吃斋念佛。她再三告诫儿子：不许杀人。书记是个孝子，果然遵母命，没有杀害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悲剧，许多人也都负有责任。全民都值得反思。
     文革后，这个公社书记得到表彰。但也没有被提拔重用。其他杀死了人的公社，书记都不同程度做了检讨，但很少有人被起诉或追究责任。因为这种屠戮都是集体行动，从来“法不治众”。就是公社、大队的杀人名单，也是集体议定。所以文革这类罪恶很难得到清算。
     整个文革中究竟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国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数字各有不同。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应该是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老由

精神力量 发表于 2016-5-16 14:16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这是什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