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记：从“晨报副刊”说起

富山老地主

      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据称出现在公元前60年，古罗马的政治家恺撒把罗马市以及国家发生的事件书写在白色的木板上的告示。唐代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邸报”，被新闻出版业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为了吸引读者购买阅读和吸引广告商，受众细分，报纸上便有了区别于新闻的版面和栏目“副刊” 。其实，自从1872年《申报》的“瀛寰琐记”版问世以来，报纸副刊就一直是文人抒怀遣兴，笔墨寄情的重要园地。
    但是，开始我国近代报纸中的副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称，有的叫“余兴”，有的叫“杂俎”，又有的叫“附张”、“附刊”等等，并不统一。而在后来出现的“副刊”这个名称，就要提到民国时期北京的《晨报》和当时的几位文化名人鲁迅、孙伏园和徐志摩等。
    《晨报》的前身原为《晨钟报》，1916年由梁启超、汤化龙主办创刊，是他们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1928年12月改组为《晨报》。从《晨钟报》到《晨报》，始终辟出第7版做副刊来容纳文学创作，随报赠送。1921年10月12日，第7版副刊改为四版单张单独印行，始称《晨报副镌》，鲁迅的《阿Q正传》即在此连载。
    据《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中说“晨报副镌”实际最初是叫“晨报附镌”，是时任主编孙伏园请鲁迅起的，结果被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就只能将错就错用了起来。直到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并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副刊”这一名称才逐渐被各家报社约定俗成的沿用下来。
    自1920年7月，晨报副刊由孙伏园主编时已声名渐起，与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并称四大副刊。在报纸正张渐次失去进步作用的情况下﹐晨报副刊继续致力於发展新文学﹐保持了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当时除了鲁迅，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主要还有周作人、冰心、徐玉诺、许钦文、庐隐、蹇先艾、黎锦明、郁达夫、瞿秋白、川岛、冯文炳(废名)、裴文中、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胡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刘大白、孙席珍、焦菊隐、徐志摩、陈大悲、熊佛西﹑蒲伯英、朱自清、叶圣陶等名家，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力。另外，后来成为作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屡投不中后，就是发表在1924年12月22日的晨报副刊上，从那以后，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这位湘西文学青年才慢慢在北京的文坛上站稳了脚跟。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主编孙伏园在以后又先后担任过《中央日报》、《国民公报》、《京报》等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
    孙伏园（1894年－1966年1月2日），原名福源，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因与鲁迅为绍兴老乡，早年又在山会师范学堂、北京大学学习时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所以与鲁迅一度来往密切，成为好友。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鲁迅的不少作品都由孙伏园编发，孙伏园的编辑工作也受到鲁迅的全力支持，他们俩的名字是常常连在一起的：一起在报刊上出现，一起在匿名信上出现，可见他们的交往和友谊之深。就连1924年10月孙伏园辞职离开《晨报》，就是其要在副刊发表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而与代理主编刘勉发生冲突的原因。辞职后的11月，他便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
    不过从1927年，孙伏园与鲁迅却开始“疏远”起来。关于与鲁迅的“后期疏远”，孙伏园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曾说：“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宋城，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得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
    “后期疏远”真实的情况在《消逝的风景—新文学版本录》里有答案，原文如下：“从1927年下半年起，不知什么原因，孙氏兄弟却与北新书局产生了矛盾。由于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着多年的交情，关系非同一般，导致鲁迅对孙氏昆仲产生了一些看法。再加上对兄弟俩去操办国民党改组派刊物《贡献》也很不满意，从此双方来往渐稀。1929年3月以后，春台（孙福熙）的称呼便从此在鲁迅的日记中不见了踪影。”
    文中的“孙氏兄弟”即指孙伏园和他的弟弟、现代散文家、美术家孙福熙，孙福熙当时就任北新书局编辑，与鲁迅的关系也是很友善，据《鲁迅日记》统计，二人的通信有数十封，其中孙福熙写给鲁迅的信有三十封，鲁迅写给孙福熙的信有十六封。
    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字荣弟，笔名林兰。江苏江阴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鲁迅的学生。在学期间，参加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担任校对和记录，后任干事；1924年，《语丝》创刊，他负责出版发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通联书店常务董事、四联出版社副社长兼代总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第一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8年5月被错定为右派分子，1971年9月3日在上海含冤逝世。
    北新书局是李小峰于1925年3月在鲁迅支持下脱离“新潮社”后，与大哥李志云、夫人蔡漱六及孙伏园集资在北京创立的，主持人为李小峰和孙伏园，主要经售新潮社出版物。鲁迅确实对这个书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其在广州时，就曾开过一间北新书屋，专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出版的书刊。北新书局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在当时的规模和影响力，从下面这些由它出版发行的书籍中就可见一斑：1925年10月，周作人得意的四大弟子之一冯文炳(废名)的第一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6年5月，现代作家和翻译家章衣萍的成名作、短篇小说集《情书一束》； 1926年6月，徐志摩的第一本散文集《落叶》；1926年6月，“狂飙诗人”高长虹的第一本小说、杂文和剧本合集《心的探险》；1926年7月，著名戏剧家、一代导演大师焦菊隐的第一本书、诗集《夜哭》；1926年10月，被矛盾誉为“现代典型作家”王鲁彦的第一本小说集《柚子》；1926年11月，沈从文的第一本散文、小说集《鸭子》；1927年1月，著名的文学史家、女性小说家冯沅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卷葹》；1927年2月，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钟敬文早期作品《客音情歌集》；1927年4月，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7年11月，古典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家苏雪林第一步学术著作，也是她进入学术界的敲门砖《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等等。
    虽然孙氏兄弟与鲁迅的关系日渐冷淡，但是从孙伏园在鲁迅逝世后，以鲁迅译著书名及所主编之刊名缀成的那副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梦，万众彷徨”，及他于1942年在作家书屋推出的《鲁迅先生二三事》，可以看出鲁迅依然是他尊敬的师长，是一个卓越的文人。同时，据现代文学馆沐定胜在《孙福熙的处女作<山野掇拾>》中记载：“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孙氏兄弟同去拜奠先生时，发现鲁迅故居书房‘老虎尾巴’的西墙上还仍旧像以前那样悬挂着孙福熙当年赠给先生的《山野掇拾》插图画，画上的题字‘豫才先生教正 学生孙福熙’依然清晰。”
    俱往矣，想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的鲁迅先生也会有“非伟人”的一面。又想到，除了鲁迅与孙氏兄弟的疏远，与兄弟周作人的反目，与林语堂的断交，中国其他文人不也是有如此行径吗——梁实秋与章衣萍、熊十力与冯文炳、冰心与林徽因等等等等。
    正是人非圣贤，再如谁又会想到，1931年徐志摩为去北平会林徽因，所乘飞机在济南遇大雾撞白马山机毁人亡，现在看来，他那部《落叶》是不是好像一开始就预示了作者自身的命运呢？还有当年那个为促销《情书一束》而把手段玩的风生水起的章衣萍，谁又会想到在1947年12月22日晚，竟只为一点琐碎小事和佣人大吵致脑溢血不治身亡了呢？
    历史耐人寻味啊。
   

山人

思考是意图阐释完美的行为艺术。因为世上的一切，包括文化与政治都是残缺的，所以，思想者势必会质疑之。于是，一代代的思想者定会都是悲剧中的主角。

星宿老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