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父亲、知名大律师牟其瑞在抗日战争的贡献

前线 · 发表于 2023-10-26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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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牟其瑞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

文 / 牟传琳（1995年8月发表，牟传琳时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烟台市政协常委、烟台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缅怀先人，倍感今日中华之独立富强来之不易。

我的父亲牟其瑞，字雪年，号敦祥，是旧时代烟台知名大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激于救亡图存之义愤，毅然挺身而出，以律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我祖籍栖霞县艾子夼村，后迁居于福山县巨甲庄村，累世为农。延至曾祖父时，因生活所迫，携带祖父母等迁移福山县旺远于村定居。当时，因家境贫寒，父亲上学较晚，且时辍时读，年至二十三岁始在福山县高等小学毕业。按当时家庭经济状况，本无力升学深造。但因父亲思读心切，其年二十五岁时，适有同学孙少康甘愿解囊助学。两年后，父亲基于教育立身、法律治国之信念，又以同等学历考取北京民国学院大学部法律系。入学后，父亲白天攻读法典，夜则设砚教书，以薪金所得充求学之资，终于三十二岁领取法学士文凭。父亲亲历寒窗苦读，深知不易。于是，立志为国为民谋业，在家乡创办女子小学一所，同时号召村中贫农开垦河崖、荒野，兴办学校，使贫困子弟能得以免费上学。此举虽得到乡亲村民拥护，但却招惹了村中恶霸的不满，不可避免的展开了一场两个势力的剧烈较量。为了护法济贫，扶正压邪，父亲开始执行律师职务，以求能仗义执言，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

芦沟桥事变后，倭寇铁蹄踏入我土，父亲当时实有离家抗战之念，但国难当头，做为一个知识分子，深知强化国民教育，唤起民族救亡精神之重要性。于是，他又暂且搁置了律师职业，受聘于福山县盐场村小学，教书育人，同时广泛联络同仁，筹措抗战之大计。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我父亲的老同学涂培兰从天津来到烟台，任伪警察署司法科长（当时伪警察署长系涂培兰之岳父，解放后被枪决），涂培兰来到烟台的第二年经常来我家玩耍，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架很有吸引力的照像机。那时我很喜欢他给我摄影，但是父亲却认为他是伪警人员很是戒备。这位被我称为涂大叔的客人，似乎与我有着不解之缘，他不管父亲对他如何，总是常来我家给我摄影或讲一些很有意义的故事。一次，涂培兰与父亲闲谈时，指着父亲书桌台灯座上的磁狗，意味深长地说：“你也认为我是汉奸吗？告诉你，我也是打狗的。将来吃狗肉也有我的一份。”于是，涂培兰将他受天津党的派遣，如何扑着他的岳父打入敌人内部的情况述说一番，两位前辈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会心微笑。原来涂培兰春天来到烟台，秋后即与天津党失去联系，因为他对父亲的为人早在同学时就有所了解，所以听说父亲在烟台执行律师职务便找来叙旧。

涂培兰失掉天津党的联系之后非常苦闷，知道父亲是一个抗战派，便要求参加这里的抗日团体，与父亲一道工作。

一九三九年，我父亲基于爱国抗战信念，经福山县区分委书记李培庆（编者注：李培庆是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刘胡兰式烈士——于敏的堂兄。1943年1月24日晨，30岁的福山县妇救会会长于敏因叛徒告密被伪县长陈昱抓获后，牟其瑞以律师身份积极解救，但未能成功，29日遭敌人铡刀杀害）和福山县委组织部长王历波（编者注：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第一位中共党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经组织批准在烟台市仍以律师职业作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那时我还年幼，常常听到父母和来往我家的叔叔们提到“抗战”这个词。这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不做亡国奴的意识。由于家庭的熏陶和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懂事了。记得当时学校里亲日派，常常布置学生回家搜集铜丝、铜钱，并美其名曰“捐献”。我不解其意，回家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什么捐铜捐铁的，咱不能干，这是日本鬼子向我们要铜作枪炮子弹，打我们自己的同胞。”恰时，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杀，学校给每位学生发一枚汪精卫像章，我戴在胸前。回家后父亲从我的胸前摘下来说：“他是大汉奸，中华民族的败类。”说罢父亲将像章扔在地上，又和我讲了汪精卫为什么被杀的内幕。由于前辈人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又亲眼看到日伪军的胡作非为，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当年福山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革委常委王历波青年时期照片

一九四○年抗日战争高潮之际，前方战士缺少冬衣、鞋袜。此时，父亲接受组织指示一面积极募集了捐款三仟元，一面断然卖掉我家原籍的草房十间，所得全部交给福山县委。此款当时由原区分委书记李培庆分两次带走。这年李培庆工作很忙，便派杨蔼堂叔叔直接与父亲联系，主要是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在敌占城市如何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和发展组织工作，搜集敌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报。

一九四一年二月，李培庆被日伪警察逮捕，转送日本宪兵队，后又送伪监狱看押。这时，县委组织部长王历波派杨蔼堂前往我家传达县委指示，命父亲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李培庆充当辩护人，借以与组织取得联系，沟通内外信息。对此我看到王历波在他的革命工作回忆录一书中记载：“牟雪年在这段表现也很好，他是律师，又是我和李培庆发展的党员。李培庆被捕后，他仍敢不避嫌，去监狱看望，并极力设法营救。”

由于伪法院不了解李培庆的身份，加之父亲据理力辩，伪法院只好以政治嫌疑犯假释。

此后，因组织暴露，王历波随即转移，杨蔼堂又参加福山县各救会工作，父亲从此与组织失掉联系。但涂培兰叔叔仍照旧每两星期来我家一次，探望组织是否派人联系。这期间，父亲也常常命我去请涂培兰到我家谈心。我在学余时间常常听到这两位前辈议论沈钩儒、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的正义之举，这也许就是今天我之所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四年，正值中华民族蒙受甲午战争耻辱50周年。父亲与涂培兰深知“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之理，念念不忘“国耻”，决心积极抗日救亡，但苦于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在苦闷中，父亲忽然想起一九三八年被他秘密送走参加八路军的学生孙正玉。此刻二人计议，投笔从戎到战斗的第一线去。于是便派孙子玉的堂弟孙名久下乡寻找当时在联三军十三团担任指导员的孙子玉。孙子玉闻讯后即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烟台统一工作委员会敌工部孙志敏部长。孙部长基于抗战工作的需要，仍命父亲留在烟台以律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做情报工作，并指示成立司法界牟其瑞、涂涪兰、孙名久三人情报联络站。该站就以我父亲特制兰色“牟其瑞律师事务所”为标记牌子，由我母亲邹映华和我姨母邹镜清担任交通员。

那年烟台工委地工部就设在我的家乡福山旺远。为工作方便，父亲曾与母亲商量，欲将姨母（抗属）从她的居住所在地烟台黄务堡后刘家村，迁居于我的家乡，一则避开敌人扫荡时对军属的威胁；二则也让姨母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为母亲经常下乡探亲创造条件，避开嫌疑。

在日伪联合扫荡的紧急时刻，为提前掌握敌人动态，扫荡人数、装备和去向，必须及时准确地递送情报，倘若敌人的行动计划改变，需要一日连续往返几次。也许是因为环境的需要，母亲每次回家都把我带在身边。烟台解放后，听父亲说他写下的情报大多是缝在我的衣领或袄襟里带走的。从那时起，我不知不觉成为父亲情报工作的掩护者。当时，我年在十岁左右。记得在日寇将要投降的那年夏天，我随母亲骑着骡子回家的夜里，路经黄务村头时，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深夜的沉静。巡逻在黄务炮楼的伪军，把我们带到炮楼前，逼问我们为什么夜里赶路？并用枪托把母亲的鼻子打出血来，幸好行前父亲给我们备好六包中药，我们谎称姨母病危急于回家送药，才蒙骗过去，但伪军仍不准我们南去。母亲深知此次下乡责任重大，因为牲口屉里夹着父亲通过涂培兰搞到的一份机密的伪军军事设防图，并附有说明书，若不能按时送达，将会影响战局。想到此，母亲调回头直奔黄务村北初家卧龙村我舅舅家里去了。舅舅问明来意，知道夜间出动会引起敌人炮楼怀疑，所以等到拂晓，由我舅舅邹本诚护送我们一起来到我的家乡旺远。解放后，听说，这份军事设防图是上级特别指示父亲搞好为解放烟台用的。后来我为缅怀先父的业绩，拟撰写家史，以教育子孙后代，通过组织查询到滕民生部长的去向请求出据证明。一九六八年滕在他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回答：“……原烟台工委敌工部长孙志敏同志直接领导你们，那时你还小，常跟你母亲和你姨母做交通员工作。特别烟台解放前，你父亲牟雪年同志在敌人心脏内叫你们送给组织的一份军事地图，对解放烟台立了功。”

自从黄务炮楼受阻遇险之后，母亲可能有重男轻女之思想。不再让我陪同下乡，据说怕耽误我的学业，此后，便由我小妹牟春玉代替我的任务。当日寇末日即将来临之前，敌伪岗楼封锁更加森严，而且途中常遇局部战斗，可怜我的妹妹经不起惊吓，很快得了惊病，未等烟台解放就早逝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组织上得悉我母亲下乡遇险的消息，十分关心，为了照顾我们兄妹的安全和母亲即将分娩的不便，特派专职交通员陈明轩，化名牟其祥，佯称我伯父常往我家，传达上级指示，转送重要情报。一天清晨，我伴随着这位年近半百的老伯父下乡，途径南山口处，被一伪哨兵截住。只见陈明轩向其恭维一番，把手里提着的两串花鱼中较大的一份，递给了哨兵，我们便顺利的通行了。十分有趣的是，一九四八年秋，我在烟台一中上学时，陈明轩也在一中任教﹝编者注：陈明轩，7岁入私塾，写一手好文章。他的儿子陈泰田新中国后也在烟台一中任高级教师、中国同盟会会员、政协烟台市芝罘区第八、九、十届委员。烟台市芝罘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区人民政府原副区长张承光曾写过陈泰田事迹专文，详文请见本文之后链接十《一位知识分子的风范》（一）（二）（三）（五）（六）﹞。没有找到（四）﹞。有一次，在上语文课时，他曾向学生们讲述了当年如何用花鱼传递情报的经过，原来这花鱼的腹里就藏着父亲用白漂布写下的重要情报。就在烟台解放前夕，陈明轩又持滕政委密件来我家与父亲共商如何说降伪团长郭伟功和伪道尹公署马秘书弃暗投明。当时马秘书根据我方说降条件，答应保护伪道尹公署全部档案，以立功赎罪。但伪团长郭伟功却顽固不化，说降未成，我家险遭大祸，幸蒙组织有所预见，命我家事前转移仁记茶庄，才得脱险。

▲浙江省杭州市龙坞茶镇九街上的“西湖龙井茶博物馆”馆藏民国时期山东省老烟台市老茶庄“芝罘仁记茶荘”价目表

烟台解放的当天下午，孙志敏部长便带警卫员来到我家探望父亲，走后再未见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孙部长的爱人来我家对父亲说：“志敏同志已病逝了，他临终前，嘱咐时局尚不稳定，告诉你暂不要公开身份，也不要到社会工作，组织上对你很关心，以后的工作由滕民生同志直接领导。”

事至今日，已过半个世纪，温故瞻新，不禁心如潮涌。他一个旧时代过来的大学生，一个知名的大律师，不思利禄，舍身忘死，输家资急国难，置身于抗倭救国之前列，精神实佳。父亲的那种爱国爱民精神、以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和觉悟为革命事业所做的特殊贡献将激励我继续做好工作。

链接：

一、牟传琳律师与尚公（烟台）律所青年律师座谈交流

文 / 胶东在线

牟传琳律师与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座谈交流

牟传琳律师与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合影

2019年4月24日上午，尚公（烟台）律师事务所团支部和刑事业务中心请来了一位老人做客。白发苍苍是岁月留痕，目光矍铄是信念使然，已85岁高龄的牟传琳律师依然步伐稳健，他就这样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也走进了大家的心灵。

“我只是个律师，这个头衔我一生贪恋”

牟传琳律师是烟台市首批被国家司法部审定的山东省十名高级律师之一，且是烟台市第一位高级律师。自改革开放之初，烟台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以来，牟传琳律师便受聘担任烟台市政府常年法律顾问，是当年的烟台市市长俞正声同志亲手为他发放的聘书。期间，他也曾担任两届山东省政协常委和其他公职和社会职务(八九十年代的律师事务所多是国办所)，但他说自己只想被人称为“牟律师”而不是什么“长”什么“官”。一生只为“律”而来，“护法”二字悬挂在他的书房，更铭记于他的心中。

一代风骨，正义使者

律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是本次座谈会的基本主题，也是当代青年律师以及未来法律人的发展基础。座谈开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律师，耄耋之年的牟传琳大律师首先给在座的九零后律师们分享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三个经典刑事案例，分别为1984年某区的两起因官民矛盾发生的凶杀案件，以及另一起被告人被核准死刑后在律师推动下而出现的“枪下留人”案件。老人讲到这些已时隔三十多年的案例，仿佛时光回转，历历在目。他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法治观念还处于启蒙状态，这些案件中的辩护律师受到的外界压力，以及律师所要承担的风险是现在年轻律师们所无法想象的，办案期间律师甚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逼利诱。若处于当时的境况下，现在的年轻律师会如何作出抉择？我们不敢轻易给出答案。但是老人给出了响亮的答案：“我背后只有法律，我只为正义说话！”

在上世纪末拜金主义严重的时期，作为知名大律师的牟传琳先生更是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他从业的三十几年里，作了大量的免费法律援助的案子。有些案子，他甚至自掏腰包，为困难的当事人垫付差旅费。有些案子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时，他甚至会主动把律师费退给当事人。有的案子他认为判决结果有问题，即便过去很多年了，他还在坚持寻求法律最后的救济。那些曾经被他“挽救”的人将他视为再生父母，一声“恩人”，打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律师世家，父亲是“抗日大律师”牟其瑞

“我一家三代做律师或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牟传琳老人讲起家世颇为自豪。抗日战争时期，烟台出了一位以律师身份作掩护，为八路军搜集情报、募集款项的地下党员牟其瑞（1900-1973），他不仅自己投身革命，还让妻子、儿女为八路军送情报，曾将一份军事地图从敌占区送交解放区八路军手中，为解放烟台立了功。牟其瑞大律师就是牟传琳律师的父亲，他早年毕业于私立北平民国学院大学部法律系。因崇尚自由，法学毕业后他拒绝当官，凭着一腔热血一面兴理义讼，帮贫苦百姓维权，一面创办女校，动员乡里女性放脚读书。他不顾当地富豪劣绅阻挠，带领农民开荒拓耕，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1939年，牟其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烟台南大道新安街西13号的半壁小楼开设了“牟其瑞律师事务所”，挂出特制的蓝色律师牌，以律师职业作掩护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941年2月，福山县区分委书记李培庆被日伪警察逮捕，牟其瑞以律师身份为他充当辩护人，伪法院最终将李培庆假释。

新中国成立后，因被视为有贡献的“烟台抗日大律师”，牟其瑞成为政协委员。不料，1957年，他在政协会上发言抨击官僚主义被打成右派，幸而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由烟台市委发文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1993年，去世20年的牟其瑞的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时，各界仍视他为名人义士为其送行，告慰九泉。

“我耿直的秉性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古人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我一生谨持家父遗训，堂堂正正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律师”。回忆起自己的家世，牟传琳律师眼角湿润，但目光坚定。

律师要有社会担当

座谈最后，像一个和蔼的老爷爷，“八零后”的牟传琳律师对这些九零后的青年人进行了谆谆嘱咐。老人说，国家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你们要学会珍惜，同时也要深感责任在肩，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增强自身的专业修养，担当起国家和民族法治进步和建设的重任。“少年强，则国家强。我们这一代律师，大部分都离世了。律师事业的发展，要依靠你们了”。牟传琳大律师看着自己孙子辈的年轻律师们，目光充满了慈爱。

后记：青年律师感悟

大约两个小时的座谈，只是我们青年律师生命中的一瞬，而牟传琳大律师声若洪钟的声音却在那一刻震撼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思考的世界里无限回味。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似乎时刻在提醒着我们何为“问心无愧”。律师是个良心职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小到自言忠于内心，大到保证无愧于时代，不过一句话，“实话实说，勇于担当”。

二、抗日大律师牟其瑞

文 / 李冰隋松真李少鹏（2005年9月30日发表）

牟其瑞，字学年，号敦祥，是旧时代的知名大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律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近日，我市著名律师牟传琳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其父亲牟其瑞当年以律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光辉事迹。

牟老介绍说，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上学较晚，且时辍时读，后经多方资助，考取北京国学院大学部法律系，32岁领取法学士文凭。父亲深知苦读寒窗来之不易，后在家乡首创女子小学一所，同时号召村中贫农开垦河崖、荒野，兴办学校，使贫困子弟能得以免费上学。

1939年，牟其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组织批准在烟台市以律师职业作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高潮之际，前方战士缺少寒衣、鞋袜。牟其瑞接受组织指示募集了捐款3000元，并毅然卖掉了自家原籍的草房10间，将款项全部交给福山县委。

1941年2月，福山县区分委书记李培庆被日伪警察逮捕，关押在伪监狱。牟其瑞按照组织命令，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李培庆充当辩护人，据理力争，伪法院最终以政治嫌疑犯将李培庆假释。

1944年，一度与组织断了联系的牟其瑞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重新跟组织取得了联系，时任烟台工委敌工部部长的孙志敏命牟其瑞留在烟台以律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做情报工作，并指示成立司法界牟其端、涂培兰、孙名久三人情报联络站，该站以牟其瑞特制的“牟其瑞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为标记，由牟其瑞的妻子邹映华和妻妹邹静清担任交通员。

牟老说，1945年夏，他随母亲夜里送一份紧急情报，路上遇到鬼子，几经辗转才送到。后来得知：原烟台工委敌工部部长孙志敏同志直接领导该联络站。烟台解放前，父亲在敌人心脏内叫母亲送给组织的一份军事地图，对解放烟台立了功。

1957年，牟其瑞因在政协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错划右派，直至病逝尚不知已经昭雪。

三、另有资料介绍：山东省牟平县上册乡（现属山东省威海乳山市大孤山镇）人、民国山东著名方志家于清泮（字芹泉，又字琴泉）第五子于云禧（字鸿五）及其夫人、三个儿子居于辽宁省大连市。于云禧1931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学院法律系，初操律师业，后任山东高等法院书记官和青岛地方法院检查官，1950年8月与出身于书香之家的夫人杨秀岩携带4男1女由青岛展转来连，当时东北教育人才匮乏，于尝担任过牟平瑞泉中学的校长，遂应其时之需，进入教育界。一家人从此便在大连安顿下来。后除长子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某设计院和小女嫁给烟台著名抗日大律师牟其瑞的现从事律师职业的第三子外，其余三子均一直生活在大连。

四、民国山东省“烟台仁记茶庄”茶叶筒，铁盒，老商标，高12.7厘米，直径10厘米，轻微脱彩

五、愿意了解王历波史料的读者，请点击下面标题阅读。

红色清廉故事④|王历波直言拒“厚礼”

六、学习福山英雄人物——王历波

文 / 烟台文旅局

掩卷思索，情感泉涌，感慨万千：历史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尤其是经历血和火中锤炼的红色文化，是老一辈革命者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必将光耀千秋，永远激励后人。

今天讲解员为您讲述的是福山县第一位公开的共产党员——王历波。

王历波，1919年11月22日出生在山东省福山县盐场村，原名岳永祥，是中共福山县委最早的领导成员之一。

14岁考入福山中学，在中学三年的求学时光里，深受福山早期的革命者于业功的影响，树立忧国忧民和改造社会的信念。1937年2月在福山县加入“民先”参加革命。积极参加福山业余救亡歌剧团的活动。

“家贫出孝子，国破识忠臣”王历波事母尽孝，中学毕业时曾因与同学聚会醉酒，受到母亲规劝，从此终生未再饮酒。然而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尽管是家中独子，他毅然放弃工作和收入，忍受着使母亲和家庭再次陷入困境的现实和巨大的内心痛苦，投身革命和抗战事业。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西上根据地取经。

胶东反投降战役胜利后，1943年5月，为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扩大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影响，福山县第一次临时参议会在后富村召开，中共北海地委指定王历波为党代表，在会上做出政治报告，这是福山县各界人士看到的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共产党员。

在王历波的革命生涯中，曾有数次开辟新区工作的经历，展现出一名文弱书生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1941年攻取陈昱盘踞的观水据点，为迎接胜利后的新局面，王历波不顾自己患有夜盲症，去邵瑞口村传达上级及县委的指示，在旺远附近时与陈昱部逃兵相遇，陈昱散兵从他们身上搜出共产党的宣传品认定他们是共产党，但不敢开枪，就让他们脱掉衣服想用刺刀杀死他们，他撩起棉袍挣脱敌人，在逃跑中被敌人开枪打伤右腿倒地，他随手摸起一块石头，准备与敌人拼命。而敌人开枪后吓得急速逃窜。随后被同行人员送至医院，尚未痊愈，王历波就拄拐重返岗位，在国民党顽固派实施反扑报复的恶劣环境中，专走夜路和小路到其他党支部秘密组织党员开展党的发展工作。

1944年王历波兼任福山六区区委书记，由于该区地理位置的原因，虽是我游击根据地，但资敌现象仍普遍存在，他指挥区中队配合民兵，夜间烧毁高疃据点的小碉堡1座，捣毁了伪警察分所，起出粮食一千多斤。随着群众情绪高涨，他发动干部到各村组织成立反资敌联盟，拟定反资敌公约，使反资敌斗争逐步展开和深入，并和反贪污、反恶霸结合其起来。1949年，任县委书记，领导全县人民支援前线和进行抗灾斗争，胜利完成支前任务，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1958年，在整风补课运动中，王历波反对在干部学员中抓右派搞扩大化，并与校长当场拍桌子，事后对自己的做法并不后悔。此后20多年他积极为其他未获平反的学员们申辩证明，表现出实事求是和不避风险的高风亮节。

王历波的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对党赤胆忠心，对故乡满怀无限热爱。1985年5月5日，因患肝炎病与世长辞，享年65岁。

七、王历波部分履历

王历波(1919-1985)。原名岳永祥，曾用名岳干之、杜松等。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盐场村人。

1937年初中毕业后，去烟台《钟声》报社当校对。后辞职回福山在泊子村小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加入福山业余救亡歌剧团。是年冬，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1月，经中共福山县委第一任书记李善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福山县委宣传部长，到张格庄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辟新区工作。

1940年4月，任中共福山县委组织部长。

1941年3月，到磁山以东开辟根据地，任新区工作队队长。

1943年5月，在福山县第一次临时参议会上，作为党代表作政治报告。

1944年春，参加领导消除伪乡村政权斗争，摧毁地方伪乡村政权35处，捉日伪军50余名，打击了伪顽势力。同年4月，出任中共福山县第六分区委书记，在吴阳泉和义村一带，组织群众反霸斗争。8月在大谷家村，举办各村减租减息积极分子训练班，发动群众与地主斗争，打击地主气焰，改善农民生活，巩固基层政权。12月，去中共北海地委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中共烟台市委秘书。9月，回福山任县委宣传部长。

1946年1月，调任新华社胶东分社编辑科副科长。

1947年1月，到莱阳县东部农村，搞土改复查和动员参军工作。

1947年4月，任中共东海地委秘书主任。9月，国民党军进攻胶东，重回福山任县委副书记。敌人攻占福山县城后，兼任县武工队政委。

1948年末，县委书记林明调离福山后，主持县委工作。

1949年2月，任中共福山县委书记。

1950年6月后，历任莱阳地委秘书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经济建设教研室副主任、山东省委第一初级党校副校长、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

1985年5月5日病逝。

八、愿意了解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敌工史料的读者，请点击下面标题阅读。

抗战期间的胶东敌工

战斗在胶东西部的红色特工

九、愿意了解民国时期山东省老烟台市律师史料的读者，请点击下面标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