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读书会

雨中的了悟

俄国流放线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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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博尔斯克的刑罚堡，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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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沙皇政权倒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权。沙俄的流放制度正式崩溃，临时政府宣布对所有流放者大赦。流放似乎成为了历史，但是事实上西伯利亚只是暂时地交出了它的囚犯。很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流放体系，这一次它的名字叫做“古拉格”。俄罗斯的流民、罪犯和政治犯的非人苦难又将开始，他们即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受到比以往更加科学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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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页的《死屋》看完了，再回过头来理顺一下萨哈林岛以后的部分内容，也就可以放下它，看那本《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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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世纪之交，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国家将妇女视为“边疆驯化者”，想让她们安抚丈夫，扶养子女，让流放家庭成为改造西伯利亚犯罪的工具，但在西伯利亚，没有哪个地方比萨哈林岛更能生动地说明流放家庭的命运。在1875年日俄签署了一项条约后，俄国获得了萨哈林岛的主权，萨哈林岛是个完美的隔离场所，也于1875年首次作为一个苦役劳动场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有5000名男性和300名女性被流放到萨哈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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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是最摧残女性和儿童的地方，当女性流浪者终于到达萨哈林时她们被当成了寻常的妓女，契科夫曾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岛上工作，他和岛上的医生都认为，萨哈林岛上的女人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物品，一个可以传递、分配、接纳和出借的物品，契科夫描述了自由身份的女人的“心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冷酷的，在萨哈林岛上，如果有着敏感的情感，你永远不会有足够的食物，她会去用身体赚几个小钱，并且，出卖她的女儿。”岛上没有一个9岁以上的女孩是处女。流放制度对犯罪的孩子具有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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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科夫用“饥饿，女性流浪者当中盛行的卖淫和残酷的肉刑”来形容萨哈林岛上的现状，他们孤单，贫穷，欠国家债务，辛苦劳作却没有什么成果，最后陷入极度贫困中，“苦役结束时，即苦役开始时。”流放定居者一天也不想待在萨哈林岛上，一个人说“上帝不允许我们被留在萨哈林岛上，即使他们活埋我，我也不想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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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坷夫在1890年离开萨哈林，带着许多不愉快的回忆，“萨哈林对于我就像一座地狱”。契诃夫记叙萨哈林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发了一场严峻的社会丑闻，随着道德败坏，性剥削和家庭腐化的证据不断涌现，西伯利亚的管理者放弃了萨哈林岛用来改造罪犯或安置一批稳定人口的说辞。萨哈林成了刑罚殖民地的贫困和道德沦丧的一个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萨哈林岛上的肮脏戏剧的真正反派人物甚至不是那些让妻女从事性交易的冷眼犯罪，而是沙皇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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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上仅有的真正的行当是赌博，伏特加和卖淫。政府在萨哈林岛注定失败的实验最终结束了，结束的原因不是圣彼得堡改变了心意，而是1905年日本海军占据了优势地位，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摧毁了俄国舰队，随后，日军占领了萨哈林岛。萨哈林岛上的人被粗鲁地抛弃在萨哈林对面的海岸，然后，他们不得不穿过60千米几乎不可穿行的泰加林到达最近的定居点，1906年，俄国政府终于废除了萨哈林岛上的刑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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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岛的墓地是死者的特殊集会，墓地里埋葬着来自帝国各地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这些人仅仅由犯罪和惩罚，贫困和苦难结合在一起。对于许多流放者而言，在他们苍凉生活的阴影中，死亡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