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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纵横四海 无悔一生----张德政父亲回忆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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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0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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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内容真实感人、情节跌宕起伏,读起来引人入胜。尤其是对烟台的风俗、所城张氏家族以及近代发生的一些大事的描述,非常具体,这对研究烟台近代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今年恰值张振芳先生诞辰100周年,发表此文,为纪念。由于篇幅较长,将分两期刊发。本文发表于《芝罘历史文化》丛刊第22/23期,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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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芳口述 刘洪欣整理)

(接上期)

学校的体育老师,是从北京日本宪兵队调过来的,是水产学校校长徐乐滨的女婿,干过日本宪兵队的教官。他脾气极大,上课动辄对学生拳打脚踢。这一天,在体育课上,他又动手打一个动作完成不好的同学,那个同学敢怒不敢言。全班同学都十分同情他。那天,恰巧我没有去上课。晚上同学们告诉我,全体到宿舍去开会,商议对策。

会上,全体同学一致通过罢课决议。同学还告诉我,那个体育老师因我缺课,点了我的名,怕下节课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大家一致推举我、韩仕民、张明阳3人为这次活动的领头人。大伙议定了行动步骤:先找到徐乐滨去交涉,控告体育老师的恶劣行径,他不称职,要求辞退他走,如果得不到支持,就立即罢课。

第二天,3个代表去见了徐乐滨,他老谋深算,态度相当好地接受了我们的抗议。明确表态,支持解雇体育老师。但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那个家伙照样来上课,依旧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我们气坏了,知道老徐在耍我们,决定立即罢课。第二天,我们相约逛街去了,教室空荡荡的,课堂、宿舍都没人了。学校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上级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这一下,惊动了伪烟台市长耿廼熙,他来到了学校,把我们召集起来训话:不要闹了,马上停止罢课,你们太年轻了,社会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懂,事情闹大了,危险性很大呀!有什么要求赶紧提出来,我给你们解决。

我们历数体育老师的恶行,要求罢免他。耿说,可以罢免他,你们一定不要再闹了,日本人已经知道了罢课的事,他们要是卷进这件事,麻烦可就大了!带头闹事的黑名单要是到了日本人手里,非把你们抓到宪兵队去拷问,那后果就严重了。

后来,耿果然没有食言,他下令赶走了体育老师。罢课取得了胜利。

以后,日本人并没有来追究罢课的事情,只是派来个日本军人教官来教体育,他更可怕,身穿军装,挎着洋刀上课,照样声色俱厉,吓唬我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4日八路军光复烟台,共产党接管了烟台政权,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在学生剧社一次演出中,认识了于源先生,他是个地下党,公开身份是日伪新民会训练营秘书长。他对我们演出进步剧很支持。他介绍我去见胶东文协领导、大众日报社编辑左平。地点在烟台山下伪鲁东日报处。左平热情接待我,他提议成立烟台解放剧社。当时有包括我在内的十余人报名开始学习,培训马列主义基本常识。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高洁(广仁路小学校长)、左平等。学习内容是人类发展史、胶东历史等。

剧社后来进一步扩大,一中,女中,陆续来了新学员。期间还参与了接收烟台山下的挪威领事馆活动,当时领事馆为日本人所占领,我奉命到达领事馆时,早已人去楼空,日本人比兔子还快地撒丫子跑了,接收很顺利。

1945年9月3日,烟台政府在南操场召开大会,庆祝烟台光复。大会现场,枪毙了日伪时期的汉奸、烟台商会会长邹子敏。

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烟台落于共产党之手,于是美国把军舰开进烟台海域,要求登岸。当时的人民政权,一方面严拒绝美军登岸的要求,并派市长仲曦东等到军舰上和美军谈判,另一方面,做好军事准备并组织疏散人员。这样,我就办理了退学,随胶东解放剧社撤退到了莱阳解放区。

在莱阳,我改名叫张晨,进入胶东文协学习。由于成绩优良,我又被介绍到胶东建国大学第三期培训学习,重点培养。学习内容是毛泽东的最新文章“论联合政府”和“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地点在莱阳城东良好泊村。学习地点离前方很近,我们一方面听政委讲马列,一方面关注前方打仗的消息。还能听到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感觉国民党随时会打过来。一开始确实不适应,时间一长,也就不害怕了。

许世友是当时胶东军区司令,曹漫之是胶东行署主任。他们给我们讲过话。

大概我学习期间表现良好,左平主任推荐我赴延安进大学深造学习。这时,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我的情况太特殊,我是独子,老小一大家子养家活口的重担,全压在我的双肩上,我要远赴延安,隐姓埋名远走高飞,家里老小怎么办?经过反复斟酌,我最终提出还是要回水产学校,完成学业。

水产学校学生会主席王君棋、副主席高榆明选择了从政之路。解放后,王君棋成了北京新华社领导,高榆明当上了山东文化厅长。而我则在水产捕捞领域,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的天地。这是后话。

我离开了莱阳,重新回到烟台水产学校学习。

学校变化很大,学校领导全换成共产党的官员。校长叫刘仁,指导员叫蓝颖,是一位女同志。第二年,即1946年底,我毕业了。此时,学校也要迁到乳山县。我由于已经毕业回家,所以没有跟着到乳山去。

一天,我在朝阳街南头碰到左平主任,他严肃地和我说:国民党要大举进攻烟台和延安,形势很危急。革命在低潮时,你要站稳立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几十年后,你就能理解我的话。你要做出正确判断。当时,我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左平先生,是我的领导,也是知心朋友。他的渊博学识,我很佩服。他的为人厚道,宽容大度,也使我深受感动。我在关键时刻,婉拒了他一番好意。我很敬佩他,他是我的贵人。

1946年底,烟台形势比较紧张,国共两党在烟台展开了争夺战。社会上流言四起:例如国民党撤退前,要血洗烟台,杀尽共产党等。鉴于我的背景,我去往青岛,看看青岛有没有发展机会。

我和两个同学结伴一起去青岛。他俩花钱雇自行车带座带到青岛去,那时这种方式很流行。而我,采取骑自行车蹬到青岛去。雇自行车的费用是多少?一个金元宝。我可舍不得这笔巨资!

我们快到莱阳时,带座的不干了。他想要我也交钱,否则就不让我随行。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说我不可能交钱给你们,我不是到青岛去,我的目的地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两个带座的一听,以为我是莱阳共产党的人,吓得钱也不要了,带上那两个同学就跑了。那两个同学乖乖地交了金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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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我一人,怎么办?

一个小孩提一鸡蛋走过来。我问他,去青岛走条路?他告诉我,走左边的路。不过你不如跟我走,我也上青岛。于是我带上那个小孩和他的鸡蛋,一起到了兰村乘上火车,顺利到达青岛。

在青岛,碰上的第一个同学是张为仁,他在国民党军舰上服役,他一身国民党海军军官打扮。他热情邀请我登上军舰参观,他说:怎么样?我说好。他说既然好,跟我来干吧!我笑了,说道:我可干不了军人。我心里有数,不能干这个,我要另谋发展。

我本家二侄张德成,他当时在青岛一学校教学。我去找到他,取得了联系。不想惹祸上身,经历了一场大磨难。

我们见面交谈时,言论中对国民党有不满的话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不知什么人,告了一个黑状。这一下捅了马蜂窝,我和张德成被特务监视了起来。

他们跟踪了几天,没发现有行动异常,于是把我俩带到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关了起来。

我们来到警备司令部关押室,平生第一次来到这样场所,见里面的人都气势汹汹,关押的人被打得伤痕累累,有的还捆绑着。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心情不紧张那是假的,我感到极大的恐惧,我确实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提审我时,问我有什么反政府行为,是否地下党。我当然否认,我确实没有什么活动。

没有入党,也不能承认是青年团员。特务不相信,反复审问,没有取得结果,又把我送进关押室。

第二次提审不一样了,他们让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小屋内,让那些犯人来指认我。一问和我认不认识,二问我参没参加活动。结果当然可以得知,他们全不认识我,当然更谈不到活动了。张德成也没问出个名堂来。结果,我俩被警告一顿后,无条件释放了。这一段历险记,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经历了这样一番经历,感到青岛非久留之地。正巧在天津的河北水专招考学生,我和张德成一合计,决意去考学试试。于是,我俩相伴跑到天津,报考河北水专。结果顺利通过考试,均被录取。

1947年秋季,我们开始了河北水专的学习生涯。河北水专,属大学专科学校,学校也是公费制,包食宿,不需缴纳学费,但是没有生活补贴费,个人日常生活费用全部自理。我们都是穷学生,大家都很拮据,手头常常连一分钱都没有,更别提向家里寄钱了。我更张不开嘴向家里要钱。当时,我已25岁,常常为不能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而自责。此时,家里经济开始吃紧,父亲没有稳定收入,我第一个孩子德政已经3岁,四口人的花销,不是一个小数目。

母亲给我讲过,最难熬的是1947年国民党占领烟台的时期,买卖店铺纷纷倒闭,粮菜等生活必需品十分缺乏,家里经常以豆饼、花生饼为主食,吃不饱饭是经常事。

父亲失业,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颂然的身上。当时,德政是刚刚两三岁,由奶奶看护,颂然外出到一个私人绣花行去做工维持生活。干一天,报酬是二斤苞米,中午如果不休息,则再增加半斤苞米。颂然选择中午加班以多挣这半斤苞米。母亲则每天领着孙子,提着篮子拿着两个菜团子给儿媳妇送午饭。

当我知道了家里的窘况后,心如刀绞。家里最困难、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眼睁睁使不上一点劲。

一个新的机遇来了!

联合国救济总署无偿捐给中国一百多条捕捞船。按照协议,联合国负责在中国培训航海专家,将由中国的专业人员来驾驶这些船开回中国,一切费用由联合国承担。为此,面向全国招收学生,天津河北水专贴出来招生广告,在我校招生10人。

联合国出资,来头很大,待遇肯定高。我毫不犹豫地报上了名,然后积极准备考试。

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发榜了,我顺利的一举中的,榜上有名。同学们纷纷来祝贺。我第一时间报告了家里。我能想像,父母和颂然得知后的兴奋。

终于盼到了开学。待遇真不错。联合国就是财大气粗。我们这些正式学员一入学,就有工资,而且以美元支付。那可是硬通货,绝没有通货膨胀之虞。知道高待遇,没想到如此高待遇。我立马给家里寄回了钱。后来听父亲说,家里眼看难以为继,接到你的钱,那真是救命钱。我那点钱,父亲讲,在烟台能买七百斤小米,全家半年不用为粮食发愁了!

我很激动,我终于顶起了家业。终于无愧于父母对我的满腔期望。从小学到大专,整整用了18年。18年,终于看到了成果。

入学的前夜,我在一个饭店请同学的客,接受他们的祝贺,同时向他们告别。我们就要迁到大城市上海去学习喽!河北水专为我们感到骄傲,为我们送行,还宣布继续保留我们的学籍。

我们登上航运局“长城”号轮船,向上海出发,这是一艘由英国巡洋舰改装的轮船。我们个个踌躇满志,对前程充满期望。几天后到达目的地:上海渔业管理处。渔管处座落在浦江中游著名的复兴岛上,靠一座桥和陆地相连,属于杨树蒲区。沿江顺流而下,就到上海市区了。

这就是学子们梦牵魂绕的大上海!这是我生命的新起点!

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学校共有甲、乙两个班级,甲班全是上海籍学员,教员全是外籍教官。乙班是从全国召来的学员,广东、福建、河北、山东、浙江、上海,一个地区招收15人,各种方言汇聚一室,煞是热闹。我们主要是由国内教官教。联合国航运班,前期已办了两期,我们是第三期。

我们的课程主要有两个方面:航海和捕捞。教官没话说,呱呱叫,都是蜚声国内外的海洋专家。教务主任杨岳安,生物专家王一康、侯朝海、刘京涵等,都是留学海外、学富五车的大专家。他们治学严谨,知识渊博,我们如饥似渴吸取新知识。

第一次进食堂,我以为走错了房间。饭桌上,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满盘满碗,中餐西点,应有尽有。这是宴会吗?同学说,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伙食,天天如此,顿顿如此。确实,很快我们就吃不动了。想起在烟台、天津时,伙食极差,顿顿萝卜丝粉条。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烟台家里有时连这样的饭也吃不上啊。

学校每月还发给30美元补贴,这一笔巨资,来得太是时候了,家里最需要的就是钱。有时需要变卖家产来维持日常生活。我更加想念家里的父母妻儿了,一有机会,我就设法向家里寄回点钱,贴补家用。

我在上海共学了3年,学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

1948年4月,向往已久的航海实习马上开始了。我们的航线是从上海出发,沿温州、台湾、福州、广州,海南岛榆林港(现叫三亚)的海岸线航行一圈。课堂上学到的定位航海,天文航海知识,在这次航海实习中要学会运用。航行的一切操作,全由学员完成,老师担任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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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榆林港 1948年6月

我们早就渴望在海上一显身手,人人身着标准的航海服,准备好航海图、罗盘、望远镜,绷紧了神经,严肃地迈进驾驶室,在口令的指引下,手握舵轮,目不转睛地紧盯前方。前方,海风阵阵,四海茫茫,广阔无垠。巨轮在我们的操纵下,劈波斩浪,进入航线,我们在心底呐喊欢呼!这巨大的铁家伙,看起来很容易驯服,按我们的意愿前进!

1948年端午节前后,我们进入台湾省北部的基隆港,抛锚登岸。那儿是亚热带气候,风光很美。但当时台湾饱经战争创伤,落后且非常萧条。大街上冷冷清清,半天也看不见个人影,尤其没有男人。我们观察到,农田里挑担的,忙插秧的,挑粪的,都是女性。城里各行各业,例如商店、旅馆、饭店、机关,重活轻活也全是女性。只是在一个街口,看见一个老头,领着两个孙子在街上行走,感到很新鲜。我的同学说,来到了女儿国。

我们无法和他们交流。他们说闽南话和日语,无论哪一种,我们一句都听不懂,打交道全凭手势和笔写。她们之间交流,我听到有‘摩西摩西'这样语汇,我判断那是日语。日本人在这统治了几十年,有一定影响。他们强行推行日本教育,规定日语为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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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博物馆前 1948年端午节

1948年秋天,又开始进行捕捞课实习。同学们分成两队,一队南下,赴江苏、浙江海域,一队北上赴山东海域。我分在江浙队,但我想分到山东海域队,那样,我可以顺路回家去看看。我很长时间没回家去看看了。

我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批准。是同学梁石民帮忙的结果,我俩协商对换了一下。我如愿进入北方航线。

我们离开了复兴岛,一路北上,顺利进入渤海湾山东水域。家,就在眼前了,我心情激动起来,我给家里准备了一大批紧缺的米、面、油、罐头,想象交到他们手上时,那感觉该有多美好。我想整个船队上的人,都没有我的心情迫切。

快了,看到熟悉的芝罘岛,绕过海岛,烟台山,海岸路迎面而来。故乡烟台近在咫尺,我恨不得一步跨上去,飞身回家。

船调头向西,浪坝和烟台山之间的航道在迎接我们,我们沿浪坝西端进港了!只要泊下船靠近岸,一切都解决了。这时,天已黄昏。

可是,天不遂人愿!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在入港口处打着旗语,向我们喊话:现在是战争时期,一切要听我们调动,你们的船,我们征用啦!不得离开,否则开枪。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原来,1948年秋,国共两党经3年的斗争,国民党败局已定,现正准备撤离烟台,偏偏让我们赶上了。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海岸上乱哄哄的。军人和老百姓混杂在一起,有点兵败如山倒的意思。他们在港内乱抓船,要我们的船给他们运送撤退物资。

我非常着急,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冒了出来:逃出去,找机会上岸回家!

我悄声和同学说出我的想法,血气方刚的同学们一致支持我。我立刻发动了轮船,船头刚开始向东移动,那长官立刻高喊:不准动,你想跑吗?我大喊:我把船头掉过来!那军人信以为真,不再喊了。船刚过头,我就突然加速向东开去。

海上船很多。我充分展示了驾驶技术,在船和船的空隙中左拐右转,快速东进。船铃不停地响着,发送信号:一左二右三后退,海里的船只不停地避让着我们。

当兵的知道上当了。他们开枪了,乒乒叭叭,子弹在船尾乱飞,感觉从头顶呼啸而过。幸运的是,夜幕和海上的船掩护了我们,除了船上的桅杆中了几枪外,并没有子弹击中我们船的主要部分。

此时,大伙有些紧张,但我并没有慌乱,大概在莱阳学习时,听惯了枪炮声。我按既定的想法,把船开到烟台山下,那儿有个死角,可以躲避射击。然后调头北上,快速冲出了太平湾。

再向哪儿开?同学们都看着我。家,是回不去了,停也停不下。我果断决定,直奔天津。大家齐说好!于是,我驾驶着船紧贴着芝罘岛北边航行,以躲避当兵的子弹。我们协作得非常好,船立即加速,沿大竹山飞驶天津。6小时后,到达了天津。

我们用机智勇敢换来了自身的安全。我们拍手相庆,我可以说象一个斗士一样,英雄了一把。

天津的张承,是我本家二哥,在天津做买卖。我找到二哥,托他把我带来的米面油变卖掉,回烟台时把钱交给我的父母。后来,他果然如约把钱送到我父母手中。

富有戏剧性的是,当我和我的同学勇闯太平湾的同一天,颂然领着3岁的德政要到上海来找我。当时我俩虽同在太平湾,却近在咫尺,无缘相见。

她娘儿俩的惊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

国民党在烟台临撤退前,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于是母亲决定,与其在家等死,不如让颂然和孙子逃命到上海找我,或许还可以给张家留下一条根。

这时,颂然一直还在绣花社干活。绣花社老板也要离烟到青岛继续办厂和避难,他希望员工跟他走。颂然回家说了老板的意思,我母亲马上表态同意。颂然就此下定决心,和绣花社的人搭伴,一起出逃先到青岛,然后再到上海找我。

带上简单行李和全家唯一的一块玉米饼子,抱着宝贝儿子,颂然做好了出走的准备。

老板打听到消息,有两条军舰要撤退至青岛,准许老百姓随船去青。老板通知当晚到太平湾集合,乘船出发。

码头上人山人海,乱成一团。

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向最靠近军舰的地方,最惊险的是登船。军舰停在海港中央,需要先搭乘小舢舨送到军舰前,然后用手抓住几十米高的软梯,攀爬上船。软梯从军舰上垂落下来,晃晃悠悠,看着都眼晕。非经训练,很难攀登上去。有些男人都望洋兴叹,放弃了逃生,何况是女人,而且这个女人还背着一个3岁的孩子,太艰难了!

登攀中,一些人因不小心而落水,落水后,无论怎样呼救,没人搭理,眼看着被海水吞噬。

颂然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和简单行李,如何能登攀上去?

颂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已经不顾一切了。

颂然把三岁的儿子放在胸前,让儿子紧紧搂住自己的脖子,把行李背在后背。两手紧紧抓住软梯的绳子,咬紧牙关奋力向上攀爬。一边爬一边和儿子说,你可抱紧我的脖子,一松手掉下去,可没救了。此时,德政是世界上最听话的孩子,他两手紧紧抱住母亲的脖子,两腿紧紧夹住母亲后背,绝不松动半点。她拼尽全力,死劲抓住绳子,艰难向上攀爬着。

颂然刚强的性格,关键时刻帮助了她。在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她拼尽全身的力量,克服着恐惧,背着孩子和行李,居然爬上去了!一登上军舰,她立刻瘫倒在甲板上......

许多年以后,每每回忆起这个过程,她都不相信自己居然能爬上去,假如要再爬一次,那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的。颂然创造了奇迹!难以想象的是,海里这两条军舰,一条开往秦皇岛,另一条开往青岛。假如当年上了去往秦皇岛船,她娘儿俩流落到他乡,不敢想象会出现什么结果。

经过一夜航行,顺利到达青岛。绣花社老板出去打听到上海渔捞处青岛分处的地址,然后颂然立马赶去了。渔管处的人告诉颂然,张振芳不在这儿。他们了解到是张振芳的家属来了后,和上海总部取得联系,总部和我联系后答复,人在渤海湾实习,要她娘儿俩到四方区我舅家暂住。颂然娘儿俩于是去了我舅家,总算安定下来了。

十几天后,我回到青岛,在舅舅家终于见到颂然母子俩,来不及询问她们的逃难历程,我只是担心家里父母的安全怎么办?谁来照顾?颂然讲明是母亲做出的决定,娘俩才来投奔我的。我明白了父母的一片苦心。

我带了一大堆罐头和粮食答谢舅妈。然后带上她母子俩,乘上我的航船,直奔上海而去。这时是1948年秋季,我和颂然已26岁了。

我们返回上海复兴岛渔管处,因没有房子,只得把颂然母子俩送到苏州姑姑家暂住。

1949年春季,我在上海松潘路租了一套房子,把她娘儿俩接回上海,我继续实习学习。

此时,解放军已把上海团团围住,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先后都撤出了上海,返回各自国家。

国民党准备撤退。马路两旁停满坦克车,炸药包放在车顶,随时准备炸毁一切目标。大战临头,气氛相当紧张,人们惶惶不安。

经过激战,上海解放。联合国渔管处被解放军军事管制。

被军管的渔管处做的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我们学习新政策新文件,做思想转变工作,大多数同学感到新奇,不太适应。只有我和梁世民很熟悉这种学习方式。

梁石民和我是一个班级的同学,我们偶然认识,关系不错。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解决了关键问题。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一天饭后,大家正在休息。忽然听到国际歌的熟悉旋律,我循声找去,见旁边宿舍内,梁石民在轻声哼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我和他打过招呼后,说,你会唱国际歌?他笑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讲了我莱阳学习经历,在那儿学习期间天天唱。他于是知道了我的政治倾向,对我特别留意。我估计,他很可能是地下党。我们俩心照不宣,彼此默契。航海实习,我就是和他南北对调的,这是他对我的第一次支持。

他对我很信任。上海解放庆祝晚宴会,他带我去出席。地点在上海市政府会议大厅,出席的范围很大,很隆重。当时,陈毅、潘汉年还未到上海,其他领导出席了庆祝会。我们受到很高的政治礼遇。

出海活动全部停止了,国民党在失去上海后,不甘心失败,依靠飞机军舰,封锁海口、天空,来发泄失败的怨气。有消息说,国民党还要打回来。紧张气氛笼罩着全上海。空袭、警笛、炮声、枪声,不绝于耳。一天之内,数次跑防空洞避难,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上海很不安全。渔管处宣布了避难的决定。每人发了大米四袋,然后全部撤到上海大厦附近的一个高层汽车库避难。那儿非常坚固,比较安全,不怕飞机轰炸。

1949年10月,形势有所缓和,我们又搬回到复兴岛,继续学习,一直到学业结束。这时,渔管处改名为上海水产公司。新成立的水产公司,家底很薄,仅有包括我所驾驶的“渔新”号和另一条叫做“渔鄂”号的十余条船还能开动。其他联合国援助的船,因怕被国民党带走,大都被地下党沉入黄浦江底,还有几只船脱离大陆,跑到香港等地搞捕捞和航运。

当时形势下出海航行打渔是不现实的,因浦江外围,仍被国民党军舰封锁着,枪炮天天响个不停,局势照样紧张。在这种紧张情况下,我们由民用船改为军用船,完成了很多军运任务。

崇明岛在浦江入海口处,此时仍为国民党占领。

解放军和国民党在崇明岛开始激烈交锋,我驾驶的“渔新”号船,参加了这场攻岛战。

我们负责运送民工和弹药到崇明岛前线去。枪炮声很激烈,越靠近海岛越山摇地动。我从那些民工的口音听出,他们全是山东老乡。他们扛着担架,捧着一个大葫芦,防止落水。他们是去战场抬担架抢救伤员的。

船快速抵达崇明岛,战争这时已经结束。只看到解放军押送一队队俘虏经过,很多地方还有火在燃烧。“渔新号”圆满完成了任务。

刘邓、贺龙、林彪大军进攻大西南战役又打响了,我们的“渔新号”也参与了。

那是更加危险的一次考验。

国民党战场上连败,但制空权还在国民党手中。他们的轰炸给解放军的后勤供应产生很大困难。运送军用物资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的民改军用船,沿着长江航道,向西南航行。国民党发现了我们的企图,派飞机跟踪轰炸。这是我航行史上最惊险的一次远航。空投的炸弹威力强大,在我们航船的周围爆炸后,腾起巨大的水柱。船随时有被击中的危险。我们当时血气方刚,无所畏惧。在江中利用长江两岸的树木做掩护,凭着熟练的驾驶技术,在空袭炮弹的间隙中,逆流前进。后来改变方法,白天休息,晚上开船,相对安全了。但晚上航行难度很大,要十二分的小心。

由于晚上开船,白天没有什么事,年轻人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还有心思去游山玩水。沿途的南京中山陵、安徽芜湖、安庆、武汉三镇、湖南岳阳洞庭湖、长沙等地的风景名胜,都留下我们的足迹,我们饱览了祖国山河的钟灵毓秀。我们驾船一路沿途四省十余所城市,到达目的地长沙,将军用物资交付刘邓大军,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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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长江运输任务后,摄于船上。1949年9月

难忘的1949年,在空袭、钻防空洞、学习、战火中航行中过去了。

1950年春天,全国大部分解放,形势趋于稳定,经济建设开始活跃起来。这时,人才问题突出出来。东北是最先解放的老工业区,也最先认识到人才的重要。百废待兴,人才奇缺。东北政府抢先派出招聘团到人才济济的大上海招聘人才。

抢抓机会,把握命运,这是我的强项。我想,东北大发展,人才奇缺,机会应当有的是,去那儿,应当有很好的发展前程,何况,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照顾,那儿离烟台家很近,回家要方便的多!

我提出申请,要求应聘去东北。由于我的技术还不错,上海的领导不批准我的申请。在梁世民帮助下(此时他已成了军管处负责人之一),上级终于批准了我的请求。

如果说20年之前,我还只是一只学飞的雏鸟,那么20年后的现在,我已羽毛丰满,历经风雨,只待投身社会,一飞冲天了!

纵横四海 献身社会

东北招聘团对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切搬迁的事务,全由他们代理,而且全是高规格。火车票是头等卧铺包厢,行李自有人给处理。一路顺利到达东北辽东省沈阳人民招待所,等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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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政府招待所 1950年

我们全家在招待所住了下来,此时,第二个孩子德权已2岁了,他出生在上海。

辽东省政府对我们很尽心的照顾,家属也优待,发了相当优厚的安家费。过了几天命令下来了,我被分配到辽东省水产局,地址在丹东市鸭绿江边,我们全家由沈阳招待所迁至丹东市招待所安置下来。

辽东省水产局在丹东,而局水产办事处在营口鲅鱼圈大海市,我家还未安置好,把颂然和两个孩子撂在丹东,立即奔营口进入生产第一线指导生产。那时,官兵一致,身先士卒,水产局局长也亲临第一线指挥作业。那个季节,正是捕捞黄花鱼、脍鱼的时候,我们捕捞上很多优质鱼,产量很高。第一炮打的挺响。

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单纯碰运气,盲目的捕捞是不行的,应当科学捕鱼,应当对各种鱼类的生活习性、洄游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最好成立研究所,有的放矢的进行捕捞。我的建议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经过层层申报后,决定成立辽东水产研究所。我因而调到辽东新成立的水产研究所,地点在营口,颂然被临时安排到盖平县,我来往于营口和盖平县之间。两县距离很近。后来我又调到辽东水产局,搞水产研究工作,地点在营口。上级根据我们的情况,给我们分了一套房子,那是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留下的老房,我们终于正式安家了。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搬进了新居。乔迁之喜还没喜完,住了还不到一星期,新刷的家还未干透,情况又发生变化,我们又要动迁。

辽东水产研究所刚刚成立,只是一个空架子,既无办公地点,也无研究所必备的科研船只和设备。上级主管领导了解到情况以后,提供一个信息,大连海顺水产公司设备、场地、船只,应有尽有,可以到那儿开展科研。

原来的大连海顺水产公司由一些外行领导,指挥不得力,已经遣散倒闭。上级于是决定我们整体搬迁到大连。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朝令夕改,那是再正常不过的。

这一段时间,颂然跟着我,四处安家,居无定所,何日是个头,大连是个头吗?

牢骚归牢骚,我们忙碌一番,人乘火车,东西装船,告别营口,浩浩荡荡来到大连。在大连,终于安顿下来了,我们一住16年。

到了大连,我们才发现这儿是一个最适于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和烟台一海之隔,一天就回到烟台,太方便了。最主要的是,颂然从内心也喜欢上了大连。

1950年秋,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秋天。

其时我2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最佳时期。

我们来到辽东渔业公司,好大一座楼空空荡荡的,全楼四层,只有一个传达老头看大门。我们全家进入大楼。听说我们要在此安家,老先生很高兴,终于有人和他作伴了,大楼也有人气了。他告诉我们,整个大楼任你住,愿住几间都行。生活用品,库里应有尽有,被褥桌椅,衣柜写字台,锅碗瓢盆,管够用,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一切从零开始。新成立的辽东渔业水产实验所,连主任共5个人,属辽东省级研究所。实验所已经初具规模,物质条件挺好,拥有修船厂和渔业加工厂、4条实验考察船,。

启动资金拨发下来后,我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购置了大批研究设备,实验室初具规模,实验数据对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相关人员不断从各地调入,人员逐步增加了。

我的学历起了作用。我历时7年,先后学过水产加工、水产捕捞、渔轮航海,又经过多次航海捕捞实习。对渔捞的各个环节,非常熟悉。我在烟台、天津、上海求学时的导师都是国际国内闻名的大牌专家,他们的理论知识经验传授给我们,现在都在实践中派上了用场。在建国之初,有我这样全面学历的人不是很多。我的工作态度没得说,那是一切以工作为重。有好几次我出差回来,家都不回,直接奔赴工作岗位,驾船出海,而且一去二十几天。我为人又非常低调,从不摆架子。领导同事评价很高。全厂17000多人,月工资拿到115元的,仅有我和另一个工程师。

回想我家祖辈,跑海经商的有好几代,而到我这一辈,也是和海洋打交道一辈子,看起来,家里有海洋情结,有这个传承。我继承了家里的传统。

工作、生活都安定下来了。这时,第三个孩子属民已出生。每当逢年过节,我就携家带口常回烟台老家看看。父母也生活得很好,稳定下来了。他们为我事业成功而骄傲。我们一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他们也来大连小住过。

1953年,我搬离了公司宿舍,到外边居住。地点在桃源街北山日本房。后来因政府把该房子征用为志愿军疗养院,我们又搬到岭前仁平街居住。此时我们已有德政、德权两个儿子和属民一个女儿了。在这儿一直住到1969年下放到烟台为止。颂然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参加岭前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组织的识字班,经过强化训练,识字达到1500个,获得毕业证书。

1954年,中央重新行政区划,辽东,辽西、大连三地合并为辽宁省。大连由中央直属下放为省管。水产公司也有了较大的改动,由辽东水产、中苏渔业、大兴渔业等几个水产企业,合并成立了旅大辽宁水产公司。到1954年底,新公司已拥有一百多条捕捞船,职工上万人。1966年大连新渔港建成,地址在大连湾,公司全厂搬迁到大连湾新厂房。办公室、渔船、设施设备,一切全部是新的。我当时任生产技术调度室组长,主要从事渔网渔具、渔业法的生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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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1963年 大连

1968年“文革”进入高潮,公司领导全部被关押,革命压倒生产,一切生产活动都停了下来。我也受到冲击,开始集中学习改造,不准回家,剥夺了行动自由。

我被关押审查到1969年2月春节前夕,将近半年时间。实在审不出什么问题,于是通知我,解除关押,我被解放了,终于可以回家和亲人团聚过春节了。

这半年,全家是在惊恐不安中过的,那种被剥夺自由的煎熬,只有亲身体验过,才有深刻的体会。压力最大的是颂然,忧心忡忡,以泪洗面。那时捷民、德建、和民、德胜相继出生,九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我的身上。我如果戴上一个政治帽子,监督改造,我这一大家子的命运可就惨了。

颂然曾领着属民带包子去公司探望过我。那些造反派的头子们对颂然说:他态度很不好,抗拒改造,不揭发走资派的问题,没有资格吃包子。颂然居然还敢争辩几句。她说:他能有什么问题,一辈子没干过一点坏事!她再三请求把包子送进去,那个负责人始终没有答应。

正交涉当中,属民忽然看见我衣衫破烂、吃力拉着地排车,越门而过。属民大喊,妈,快看爸爸!负责人粗暴地制止了,并命令部下赶紧叫我离开。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颂然母女总算是还看到了我。回到家里,颂然既痛恨造反派的不通人性,又为我的落难窘况而难过。

春节将近,家里眼看要过一个没有父亲的春节,孩子们都担心爸爸,哪里有过节的心情,悲凉气氛笼罩了全家。此刻响起了敲门声。孩子们开门,愣了片刻,一声大喊响彻全家,“妈!快来看,俺爸回来了!”全家立刻围了上来,难道这是在梦中?我此时依然是改造时的破衣乱衫,一脸沧桑,但抵挡不住孩子们的振奋欢呼。失去将近半年自由的我立马感受到家庭的亲情,半年没有看到父亲的孩子们,立刻有了主心骨。看到家人一切都好,半年多的担心顿时消失,回家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颂然最担心的是怕我改造期间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13年前的老病复发,但非常意外的是现在的我,衣服虽是破烂不堪,但精神还很正常。

我告诉全家,我在关押期间,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很想得开,那些人奈我何?

我当即决定,返回烟台大海阳老家,和老父亲一起过个团圆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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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连时留影 1969年7月22日

回到烟台后,父亲也由衷高兴,他对我的担心,一点也不亚于颂然。我向父亲说出了我的顾虑,东北已有传言,干部要全部下放改造。东北的农村,人生地不熟,条件极其艰苦,干一天活,5分钱的报酬,没法生活。要父亲想办法同大海阳领导沟通一下,争取回烟台来改造。

在大队书记老安的帮助下,回归烟台的手续办得很顺利。其他几级政府也顺利盖章。1969年7月23日,我带着全家回归故里,安家落户。

回想我1945年离家,闯荡世界,至今已经24年了!其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依然健在,德政一直在烟台长大,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我和颂然47岁当上爷爷奶奶了。现在又增加了大连回家的8口人,家里热闹起来了。

我有了全新的工作,大海阳南部有一个老顾山,我被分配去看山。我下了半辈子海,现在又上了山。我一个海洋捕捞专家,现在为生产队看家护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背上一包马列、毛泽东、普列汉诺夫著作,上山研究开马列、毛泽东理论了。工间休息时,老农民围上我,拉家常。我于是面对一些文盲半文盲,打开话匣子,大讲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劳动创造世界啦,无产阶级要革命啦,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啦,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啦,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啦,普列汉诺夫篡改马列,妄图不通过阶级斗争就实现共产主义啦。我讲得滔滔不绝,那些斗大的字认不得两箩筐的老农民听得津津有味,到最后,我成了马列主义老大叔啦!

来烟一个月后,工资捎来了,呵!一分钱不少,120元。整个大海阳刮目相待,那可是烟台市市长的工资水准呀!

手中有钱,心中不慌。一个星期天,我带上颂然,到朝阳街南边的蓬莱春饭店去喝小酒,吃小面。叫上两个热菜,烫上一壶热酒,来上两个蓬莱鱼卤面,饮酒品菜,真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正巧公司工会的两个人来烟出差碰上了,惊讶地问:老张,你不是在改造吗?好享受呀!我答,我这就是在改造!我老家在前面不远的大海阳,玩玩去。那两个伙计还真专门去看了一次,他们看到大海阳完全为城市所包围,哪有半点农村的味道。这二人回去后,全厂都传开了,老张这哪是在改造,在烟台享大福来了。确实,此时真有点李太白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感觉。

齐白石老先生一首题画诗,正是我那几年生活的写照:

饭一碗,菜两碟,酒三两。酒足饭饱有余香。罢洗脚,就上炕,宽衣裳。鼾声微微入梦乡。休管门外有斜阳。

3年后,1972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任国务院总理。全国开始恢复生产。此时,我接到重新上岗的通知。我一报,就通知我,长驻上海,指挥东海捕捞。家属也按政策返回大连,但因无房无法回连。

1973年,我又调到黄海渔业指挥部,常驻烟台。黄海渔业指挥部,是国务院直属单位,总指挥是济南军区司令杨国夫,级别很高,主管辽宁、山东、河北、天津三省一市的捕捞业务和安全。代表国家处理国际渔业争端。

1975年秋,公司终于给分了房子,地角很好,在中山区丹东街。于是,全家又由烟台迁回大连。全家在烟台正好住了6年。此时,德权、属民已婚,春蓓已经出生,二人就此留在烟台定居。捷民于1974年已率先回大连就业于大连丽字眼镜厂。

我先后就读于三所渔业专业学校,同学遍布海内外,这给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我有人脉优势,无论上海、天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同行,办事情一律开绿灯,我们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情报信息活络,业务工作处在主动地位。大概领导就考虑到我这点优势,几次派我进驻上海,开展工作。

1978年夏,结束了黄海渔业指挥部的工作,我返回到大连公司。人还没站稳,财务报销单还在口袋里,就让我立即出发,到上海长江口外执行任务,回归了公司渔业指挥部,这是我第n次重新返回长江口。我们打了一大战役,获得大丰收,捕了很多鱼。

我已经56岁了,繁重的海上作业,越来越不适应了。我提出要求,回归陆地搞海洋水产研究。公司领导尊重了我的选择,任命我为科技科长。从此告别为之奋斗一生的海洋捕捞事业,改为间接为海洋事业做服务。这期间,我又分配了地处沙河口区兰青街辽渔楼的房子,喜迁新居,这是我和颂然一生中最后一次搬家。

颂然跟着我,一生颠沛流离,不停的变换居住地点。我们先后在上海搬了3次家,在沈阳,丹东,营口,盖县搬了5次家,在大连搬了6次家。结婚41年,搬家14次。平均不到3年就搬迁一次。不知道还有谁能打破这个录。怪不得颂然发牢骚说,这一辈子,跟着你,没少得瑟。

我一生出席了数不清的工作会议,中国最高级别的水产业务会议,我都出席过。广泛接触各级领导,我们相处的很好。我58岁时参加国务院农林部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农林部部长肖鹏同志,对我会上的论点论据十分赞同。这时,正酝酿恢复全国渔业总局,他对有关人士说:让老张来总局工作吧,部里给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实现他的愿望。别人把这一信息透露给我,但我因年事已高,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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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美国科学家代表团 1978年

我一生获得无数次奖励,出席过国家、省、市表彰会数次。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嘉奖证书、奖章,以及辽宁省,大连市的各种嘉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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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夕阳余晖

1983年4月的一个双休日,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宣布了三件事:一,通知我办理退休手续。二,小儿子张德胜接我的班周一到公司去报到上班。三,公司党委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

六十一岁的我退岗了!

我十六岁踏入社会,打拼了近五十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小儿子张德胜是老七,二十岁了,一直待业在家。公司让小儿子顶岗,也是一番苦心。

我申请入党多年,退休之际获批准,了确多年的心愿。这是对我政治方面的肯定。

我几十年工作历程,画上一个完满句号。

2007年12月15日凌晨五点,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天!相濡以沫,共渡67年的老伴王颂然女士,突然离世坐化!

我们19岁走到一起,执子携老,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如一日。我在前方打拼立业,她在后方经营家庭,相夫教子,恪守天职,她是一个孝顺的儿媳,贤惠的妻子,称职的母亲,令晚辈敬仰的奶奶。她先于我而去,我永远失去了另一半。那种悲痛,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近百年的一生,是纵横四海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是无悔的一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我阅尽世上百态,历尽人生悲喜,一切都看得很轻。我坦坦荡荡,无欲无求求。现如今,我有儿女7人(四男三女),孙子、孙女九人,重孙子、孙女五人,共计三十四口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人脉兴旺,可以无愧于列祖列宗了。

2012年4月28日


张振芳先生是我的岳父。201248日晚,我和爱人张属民由烟台来到大连岳父家小住一个月。年届百岁的岳父有个愿望,想要把他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为了满足岳父的心愿,我亲自执笔记之。4月9日一早,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

49日至28日,用了整整20个工作日,写完了初稿。

这20天,每当早饭后,岳父就立即进入工作状态,他深深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用一台平板电脑,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故事。

这20天,我对岳父有了全新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我为回忆录取名《纵横四海》,只有读完全文,才能理解题目的真正含义。岳父又加上《跌宕起伏》四字,这对全文更是生动具体的诠释。二者结合,既能准确概括全文又堪称画龙点睛、珠联璧合。

纵观岳父一生,纵横四海,无悔一生。在8个城市安过家,足迹遍布全国15个省20余个城市,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国务院嘉奖的海洋捕捞专家。经历中,不乏传奇色彩,曾冒枪林弹雨驾船闯关,曾在战机的狂轰乱炸下驾船夜航,曾遭特务的关押审讯,曾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一生把握命运,抓住机会,总能在繁杂的局势下,选择一条最明智的道路。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的90年,是不断学习进取的90年,是不断奋斗的90年!这一生丰富多彩,富于传奇!

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略加整理,因以成文。

90年人生路,要想通过这一篇3万字的短文来表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刘洪欣记于大连

2012年5月6日

再记:我岳父于2020年4月18日在大连去世,享年99岁。谨以此文纪念张振芳先生。


作者介绍:

1、口述:张振芳(1922--2020),1922年出生于烟台市,张德政先生的父亲。1943年,考入烟台水产学校渔业专科学习,并先后求学于河北水专,联合国救济中枢远东渔业高级班(大专班)学习。解放前,历经磨难、纵横四海。解放后,应聘至辽宁省水产局、组建辽东水产研究所后转至旅大辽宁水产公司从事水产研究工作,担任大连渔业捕捞公司工程师,多次获国务院、辽宁省、大连市嘉奖。2019年,在张振芳先生98岁高龄之际,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纪念章”。

2、标题书写:张德政,烟台市人,1945年出生,张振芳先生长子。烟台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著名书画家。他自幼秉承家学,师从爷爷张益增先生学习传统书法,严习颜欧诸体,勤耕不辍。从业后执教于烟台第一职业学校美术系,在国内书画界享有盛名。传略载入《当代书画篆刻家》、《中国书画家》、《中国历代书法家人名大辞典》等典籍。

3、文章整理:刘洪欣,1947年出生于烟台,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芝罘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烟台市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曾任葡萄山小学副校长。夫人张属民,系张振芳先生的大女儿、张德政的大妹。2012年赴大连探望岳父期间,岳父张振芳希望将自己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写下来,留于后人。但因年事已高,无法执笔。遂自己口述,由刘洪欣执笔,耗时二十余天,斟酌字句,终于写成。


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搜索「gh_88661fc3423f」即可关注,[阅读原文]。

发表于 2022-2-23 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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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6 00:3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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