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120年，重新发现中国

前线

1936年6月12日，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时刻。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发现了一个储藏着大量甲骨的窖藏坑。这堆甲骨厚达1.6米，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数量为迄今考古发掘之最。

为了永久保存YH127坑的面貌，考古队请了一位技艺高超的石匠，选用汉白玉雕琢了一个甲骨堆积情况的模型。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侵占南京，这个模型被埋入地下。“史语所”也迁往内地，曾经聚集在安阳田野的一代学人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这个模型，后来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9年10月馆中展出的“证古泽今——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文化展”中，它静静地横卧在入口处，仿佛一位历史的接引者。

自1899年甲骨文横空出世，对它的发掘、释读、研究，从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下，甲骨文勾连着中国历史的开端，也勾连着“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一终极命题。一代代学者为之前赴后继，也被时代所裹挟——“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投井殉国；出版第一部甲骨文专著《铁云藏龟》的刘鹗潦倒而终；“甲骨四堂”中，罗振玉（号雪堂）一心保皇，王国维（号观堂）自沉昆明湖，董作宾（字彦堂）随“史语所”前往台湾，郭沫若（字鼎堂）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甲骨文120年的发现史，追溯、探索的是商王朝的神秘面影，镌刻、记录下的则是20世纪中国的风云激荡。

　[一片甲骨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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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绝大多数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王提出自己想预测的事情，背面经过钻凿的甲骨在暗火灼烧后开裂，甲骨正面显现出不同的纹路，经过占卜师的解读，吉凶得以昭显。占卜记录就刻在当次占卜所用的甲或骨上，由此形成了大量的甲骨卜辞——遇有战事，商王问战争能否取胜；睡眠获梦，问这个梦境是吉是凶；配偶怀孕，问能否顺利生产，是男孩还是女孩；甚至患上龋齿，也要卜问一番……

展览中有一片甲骨，是罗振玉的旧藏，硕大完整，内容十分丰富。有一条说，商王占卜，问10天内是否有灾祸，尽管一再祈求，预测仍为凶兆。5天后，王果然摔倒在庭阜。还有一条，商王同样卜问10日内吉凶，结果显示将有灾祸。第二天王出去打猎，追逐犀牛，小臣的车车轴断裂，与王车发生碰撞，又应验了卜辞。

展览中的190片甲骨，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商代世界。从卜辞中我们得知，商人最常吃的粮食是粟（小米）；那时的豫北平原还生活着野象和犀牛；有一次打仗，征兵总数达到13000人，相当于总人口的1/10；还有残忍的“人牲”（以活人祭祀），最多一次就杀了500人。甲骨文中有很多与杀人相关的字：伐（斩首）、卯（剖开人体）、豆（棍棒击毙）、烄（焚烧）、俎（剁成肉酱）……

这些3000多年前的历史图景，在120年前仍是藏于厚土之下的秘密。1899年，官居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患痢疾，医生开出一剂药方，其中就有“龙骨”。药材购回后，他发现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其中一些碎片上，还刻画着奇异的纹络。

这个流布深远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学术界曾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小说家之言”。不论怎样，正是精通金石之学的王懿荣改变了这些“字骨头”的命运。他推测，甲骨上的画纹符号就是商代文字，于是命古董商们大肆收购。

历史却未给他留下探索的时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城，王懿荣临危任命，参与防守事宜。联军攻破北京城后，他留下“义不可苟生”的遗言，投井殉国。

王懿荣的数千块甲骨，则被好友刘鹗收购。在晚清变革时代，刘鹗是个奇人。他不愿由科第进身，想行医但门可罗雀，经营烟草店也未赚钱，开办书局亦没成功，后来投效河工，著有《治河七说》。

接过王懿荣手中的甲骨后，刘鹗又多方收购，日积月累，手中已有5000多片，在当时无人能比。1903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鹗家中看到甲骨实物，不禁大为感叹。他建议应尽快将这些甲骨文汇集出版，发动更多人来调查研究。当年，刘鹗就精选出1058片拓印出版，这就是我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开山著作《铁云藏龟》。

《铁云藏龟》出版同年，刘鹗还发表了另一部传世之作《老残游记》。书中主角“老残”是个穷困潦倒的江湖郎中，一边开业治病，一边观察时局。刘鹗本想以“老残”自居，实现自己云游四方、教养天下的理想，但最终未能如愿。

　[罗、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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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刘鹗得罪了袁世凯，被其下令逮捕，流放新疆，在一座寺庙的戏台下靠行医度日。而就在这一年，罗振玉终于打探到了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原来，甲骨文发现之后，行情水涨船高，过去寥寥数文钱的中药“龙骨”摇身一变为“一字四两白银”的珍贵文物。为获取更多利润，古董商对甲骨出土地秘而不宣，被问起就声东击西，故意制造混乱。

与古董商周旋数年，罗振玉听到了无数地名，直到1908年，终于破解了这一秘密。具体经过已不得而知，也许真像余秋雨所说，是“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总之，罗振玉套出了“安阳小屯”这个地方。

1911年，清王朝的最后一个春天，罗振玉派弟弟罗振常亲赴安阳。50多天里，罗振常四处寻买，收获了12500多片甲骨。有一次，一天就买到了1000多片。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覆灭。罗振玉是坚定的保皇派，于是带上全家老小，还有收藏的数万片甲骨，亡命日本。

在东渡的轮船上，随罗振玉同去的，还有34岁的王国维。在此13年前，王国维踏上了赴上海谋生求学之路，进入维新派舆论重镇《时务报》任文书，不久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那时的他，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长衫、青马褂，行动迟缓，不善交际。有一次，罗振玉看到了他在扇面上题写的《咏史》绝句，大为激赏，自此资助他的生活，使其安下心来，潜心学术。

在日本京都，罗振玉一再鼓励王国维，利用自己所藏的甲骨开展研究。《山海经》中记载，夏商之际，有一个叫王亥的人，双手操鸟，常赶着牛群从事贸易活动，他是商人的始祖。因为“王亥”这个名字几乎未见于其他典籍，长久以来，人们只把这当作一个传说。

王国维考证，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文中经常提及的“高祖亥”，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甲骨中“亥”字的写法，是“亥”加上一个“鸟”字的画符，正印证了《山海经》中王亥“双手操鸟”的传说。傅斯年事后评价，王亥这个人此前“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王国维让他“活了回来”。

王国维乘胜追击，考证出王亥之外诸多商族先祖的世系。1917年，他出版《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即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二考一论”。他的研究证实，《史记》中有关商王朝的描述绝不是凭空杜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被“找回”了1000年。

王国维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二重证据法，为中国学术史开辟了另一新纪元。此时的中国知识界也进入群星闪耀的年代，“五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大内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开辟了现代学术的新大陆。

一边是学术的辉煌，另一边则是动荡的乱世。罗、王之学洞开了殷商王朝的大门，为后续研究拨开一线天地，但二人此时的心境却晦暗难明。

　[自己“挖”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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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傅斯年负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中山大学教员董作宾前往安阳考察。

董作宾是河南人，27岁之前都在省内办报、教书。1923年，他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当时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出版不久，他爱不释手，常用油纸影印摹写殷商文字，很快学会了那些甲骨文字。

回到河南，从小屯村民到教育厅厅长，董作宾多方游说，终于把发掘的意向“落地”。1928年10月，殷墟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中国现代科学考古也由此诞生——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是“自己挖自己的祖先”。此后，两位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和梁思永，也先后来到安阳，参与殷墟发掘。

在甲骨卜辞中，常出现“某贞”的结构，却一直无解。在实地发掘中，董作宾恍悟了其中的秘密：“贞”字前面的其实是人名，是负责本次占卜的巫师。如果一块龟甲上有6个“贞人”轮流主持占卜，那这6个人就是在同时期任职的史官；此后，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该和这块龟甲上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时期。

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纣王）灭亡，历经11位帝王，这些散落的甲骨就像把这255年的历史撕成碎片，混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董作宾所做的堪称一件“凿破鸿蒙”的大事，他依据“贞人集团”，再结合称谓、坑位、字形等10项信息，将10多万片甲骨划归为5个时期。这些混沌一团的文字，从此成为前后有序的系统史料。

此后的发掘中，宫殿、王陵、青铜、人牲，这些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新知识，依次浮出历史地表。鲁迅的日记显示，安阳发掘简报每出一册，他就去买一册。然而，这些奇迹并不能掩盖一个遗憾——除了零星冒出来的甲骨，8年来，甲骨窖藏坑始终隐而不显，而这正是这些考古人来到这里的最初愿望。

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小屯村。6月12日，原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2时，考古队在YH127坑发现了几小块龟甲，起初不以为意，打算清理完就收工，没想到接下去，一版接一版的完整龟甲陆续出现。第二天，发掘继续，直至天黑，甲骨仍在一筐筐地装，像无底洞一样源源不绝——这个YH127坑，正是考古队期待已久的大规模甲骨窖藏坑。此时消息已经扩散出去，日本人、地方势力都在暗中窥伺。考古队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将整个区域的土壤一起挖出，装箱运走。几经波折，YH127坑终于安全运抵南京。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占领中原，安阳发掘戛然而止。“史语所”在长沙吃了一顿“散伙饭”。这一别，殷墟考古队的许多人终生未能再相见。抗战中，董作宾随“史语所”内迁，辗转长沙、桂林、昆明、南溪，流亡奔波中仍不忘研究，据说一到夜间，都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笔伏案写作。1945年，董作宾以惊人毅力完成的《殷历谱》出版，这部研究商代历法的名著被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第一”。

不久，解放战争爆发，董作宾本来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因为很多殷墟材料已被运至台湾，“不跟着走还有什么选择呢”。去台后，他日夜关注故土，却终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

1942年，董作宾到重庆中研院开会，曾专程拜访郭沫若。郭沫若设宴款待，还泼墨挥毫，赋诗相赠。作为“甲骨四堂”中最晚接触甲骨的研究者，郭沫若于1930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结合卜辞讲商代的渔猎、农业、工艺、贸易，谈商代氏族社会的痕迹和崩溃，让古老的甲骨材料生发出全新的政治社会意义，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1950年，郭沫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他的推动下，中断10余年的殷墟发掘重新启动。1976年，保存完整的商代妇好墓被发现，3000年前中国第一位女将军“重现人间”；1999年，“洹北商城”被钻探出来，改写了传统的“殷墟”概念。时至今日，面积36平方公里（相当于50个故宫）的殷墟还在继续“挖”着，各种发现源源不断，从植被、动物到人种、家族，从建筑业、手工业到农业、丧葬与祭祀，商朝逐渐从传说中的模糊史影，蜕变为一个真实、丰富的人类生活世界。

2017年，甲骨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在已知的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美洲的奥梅克玛雅文字都没有延续下来，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体系，经历篆、隶、草、行、楷等不同书体的变化，保留至今。它写下了商人的耕作、田猎、生育与战争，写下了3000年的王朝更迭与文明演进，也写下了120年里几代知识者在田野间的考察，在书房里的钻研，在时代风暴中的选择与坚守、光荣与牺牲。

（摘自《环球人物》2019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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