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人曲折的藏书故事——过云楼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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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北京匡时 “过云楼”藏书全国巡展杭州站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开幕，吸引了当地众多专家学者、媒体和古籍爱好者到场参观，并获得了普遍的肯定。

   著名美术史家、中国美院教授范景中，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崔富章、雪克，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晨等古籍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莅临现场，观看展览并与公司领导进行了交流。
    本次展出的重器“过云楼藏书”自清道光以来凝聚着六代人的心血，顾家将之视若珍宝并终年秘藏，其藏书集宋元古椠、精写旧抄、明清佳刻、碑帖印谱800余种。其中四分之三也已于上世纪转归于南京图书馆，只剩这170余种，近500册，是唯一还在私人手中的国宝级藏书。

   著名美术史家、中国美院教授范景中和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雪克在现场观摩

　　此次展出为人文荟萃的杭州再添一道靓丽的美景，引发了杭州藏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特别这部全世界部头最大的宋版书、保存完整的传世孤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共四十册)更是成为了展场的焦点。另外同时展出的还有名重天下的孤本元刻《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元代刘氏日新堂、明代毛氏汲古阁等藏书家和出版家的珍本;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等大家批校手迹，这些在民国时期就已是千金难求的国宝级藏品。

　　除“过云楼藏书”外，北京匡时在杭州还展出了“故国情怀——明遗民书画作品专场”中见证清初文坛盛事的《种菜诗唱和诗册》等原作。这份由浙江吴氏家族珍藏三百年，由十四件作品组成的标的，呈现了吴之振、吕留良、黄宗羲、陈廷敬、王士禛、梁清标、汪琬、尤侗等当时五十余位政坛、文坛、朝野巨子的相与酬唱，全景式地折射出17-18世纪中国鼎革之变背景下的一段历史往事。整组作品流传有序，品相保存完好。尤其《种菜诗唱和诗册》、《赠行诗》册，以及禹之鼎《橙斋先生像》等作品中的唱和与题跋，为我们保留了当时诸多遗民中的文章巨子如吕留良、黄宗羲等人的珍贵墨迹，并透露出珍贵的历史信息。

　　据悉， 5月8-9日，北京匡时2012春拍精品展暨“过云楼藏书”全国巡展将奔赴下一站上海图书馆举行;5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瑞吉酒店举行精品展;5月31日至6月2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预展，6月3日正式举槌开拍，敬请广大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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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过云楼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创造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拍卖市场，已经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



　　短短的七年，过云楼藏书的价格(底价)已经达到1.8亿元

　　顾氏家族的藏书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一个奇迹，其实这批藏书还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他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先生征集而来，才使过云楼藏书被世人得见。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其实早期顾家收藏书画和古籍，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img]

　　
傅增湘先生使得过云楼藏书得以告白天下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直到民国时期，由于著名的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在北大刊物上发表出顾家藏书的目录后，顾家的藏书才得以昭告天下。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 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 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州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过云楼藏书，始于顾文彬，他支持儿子顾承建造了过云楼，“乱世之际，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父子就趁机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这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据说，顾文彬每到一处赴任官职的时候，总是会拜访当地的收藏大家，四处寻觅各种藏品。顾文彬和顾承父子一个主外收购，一个对内打理，在藏品的采购上，顾文彬也没有心疼过，他曾经就此事书信顾承说，“汝可放胆购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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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顾氏家族主要收藏人物关系图

　　“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 以警示子孙后代。”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记录道。这就是顾文彬写的收藏书画十四忌：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 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的书画收藏的十四忌。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顾鹤逸（顾麟士）在怡园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 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 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 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 这样一部宋本书, 也是无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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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中的过云楼藏书命运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顾公硕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顾鹤逸幼子)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顾家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只要书画不要儿子的故事。”沈慧瑛说，1938 年逃往上海途中, 仅有的一辆车装满了书画古籍, 就无法坐人了, 无奈之下顾公雄决定把笃璋、笃球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一家小店的阁楼上, 先将文物运往上海。上海的亲戚见了面就问:“ 孩子呢? ”他才急起来:“喔唷, 还在汽车站! ”从此顾家亲友常以此笑话他,只要书画, 连儿子也不要了!



顾公硕捐赠书 迳启者敝姓所有人民路怡园一所,经共有人会商议决,

自愿将所有权无条件捐献政府,以供人民游览

　　顾家四支，顾公雄解放后就将所藏书画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话说顾鹤逸另有三子，顾公柔早逝，其一份书画由子女顾笃琨，顾丽苓，顾莹继承，在文革来临之前便被抄家抄走(顾公柔子女居西津别墅)，现在在苏州博物馆里，至今未曾归还。顾公可一支不知去向。

　　“我父亲对共产党有着一定的认识, 抗战胜利后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 对友人说: 中国人的希望在延安。”顾公硕之子顾笃璜回忆说，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时，任命顾公硕为副馆长，他也将珍藏的元王蒙、明文征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给苏州博物馆。“文革”刚开始，“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沈慧瑛谈及。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竟先将顾公硕及其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沈燮元先生也听闻顾公硕被强摁着跪在地上，把他家的珍藏全部运走。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我走了。”后来文革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但仍有不少缺失。

　　“抗战全面爆发时, 我才十虚岁, 家里的书画看得不多, 因为大人们怕多翻看对书画、善本古籍有影响, 而且孩子年幼还不能理解,所以平时很少给孩子们看。但是对那些真心热爱书画并有研究的人,顾家主动拿出珍品给其欣赏, 鼓励他们临摹学习。”顾公硕之子顾笃璜回忆，顾公硕先生一支的藏品留给了顾笃璜，如今老人只醉心昆曲研究，被称为“江南最后一位名士”，也不再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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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藏品的最终去处（其中过云楼藏书多在南京南图书馆珍藏）

　　顾氏藏书今何在

　　“顾家所藏的画大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沈燮元说。“过云楼”的藏画大多留给顾公雄一支，解放后由顾笃璜的伯父顾公雄将600多件藏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而在苏州博物馆中，除了顾公硕的捐赠，顾公柔一支的藏品也大多收藏于此。大量的藏品在抗战中被日本兵带走或者毁坏。

　　“顾公硕的一些古籍珍本原被抄去,‘文革’后发还。顾老一家依旧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书。上个世纪90 年代初, 南京图书馆专程赴苏州顾家, 要求购买这些‘幸存者’。顾家认为私人保护条件毕竟有限这些藏品应该有个好去处, 以便有更好的保管条件加以保护，顾家的交换条件是在南图辟过云楼藏书室, 遗憾的是顾氏家族有人不赞成, 所以未能全部入藏。入藏书籍共500 余部3000 余册, 其中宋元刻本极多。”沈慧瑛回忆。

　　“嘉德的拓晓堂先生历经十多年的努力才说服顾氏后人把这批藏书抛出，”孟宪钧说道，因为当事人不愿提及，其中的曲折已经无从得知了，当时从后来的成交结果来看，这批藏书还是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因为这批藏书并没有被分散拍卖，而是一锤定音，直接被整体拍卖。这批古籍在拍卖前，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注目，只是当时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嘉德方面是两手准备，从嘉德的拍卖图录上来看，嘉德方面把这批古籍中每套书都做了估价，起拍价是2100万元，其中的一套《锦绣万花谷》的估计就为1100万元。拍卖当天，按照要求，拍卖师先报出整体拍卖起拍价为2100万元，委托席上的嘉德工作人员就举牌应声，最终加上佣金，以2300万元的高价整体成交。这个神秘的买家究竟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只是现在看来，这2300万元才是最让众人瞩目的，一时间，过云楼藏书拍得2300万元的高价的消息被传播开来。大家对这批过云楼藏书才开始了关注，七年之后，北京匡时竟然又从那位神秘的买家手中征集到了这套藏书，并以1.8亿元的底价公布于众，这又让过云楼藏书有了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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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数百年后，这批图书四分之三躺在南京图书馆中，另四分之一则静静地等待第二次出现在拍卖市场，距离过云楼藏书上次进入市场已经有7年，那次拍卖，一位神秘的藏家以2300万的价格创造了古籍市场的标杆。用孟宪钧先生的说法，藏书已经“化私为公”，解放后公立图书馆已经成为古籍善本的归处，然而20年前拍卖市场的出现，让私人藏书家重新崛起。过云楼1.8亿的底价让春拍市场再次关注古籍善本，日渐兴盛的古籍市场中，公立图书馆与私人藏家，谁能在市场环境中扮演新藏书家的角色?



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24册后集四十卷16册

　　与过云楼失之交臂的国家图书馆

　　谈起过云楼，李致忠先生首先想到的是40年前的一次遗憾。如今已经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李致忠想到与国图与过云楼藏书失之交臂，仍然记忆犹新。

　　“上世纪70年代前期，工宣队负责人拿着一份复写的目录找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这份书目是苏州博物馆提供的过云楼藏书。”当时在古籍部工作的李致忠第一次了解到过云楼的藏书。“苏州博物馆想把这批东西留下，当时顾公硕是苏州博物馆的副馆长。”苏州博物馆当时并没有透露这批书的来历，李致忠也能大致推测，文革中很多私人藏书要么查抄、要么迫于形势捐献，“最著名的当属李一氓先生的图书，后来这批书返还给李一氓先生，李老就将这批书一分为三，一部分捐给国家图书馆，还有一部分捐给自己的家乡四川，剩下一部分自己收藏。”

　　“我一看那两本目录呢，这可不得了，有相当一部分书国图很想要。国家图书馆选古籍的眼光比较高，当时我看上20来种书。我赶紧让同事悄悄复印了一份，留了一份底子。”李致忠先生回忆。

　　文革结束后，根据政策，这批书回到了顾家人手中。李致忠仍然念念不忘这批书的去向，“这件事后来放到心里，我就给上级汇报，能否收藏这批古籍。”巧的是，顾家当时也主动联系国家图书馆，询问国图是否能收藏这批古籍，“当时能有这样财力的也只有国家”。李致忠就负责跟顾家协商收购的事项。当时跟国图接洽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团的一位演员，顾公硕的儿媳，她代表顾家跟国家图书馆交涉，国图的工作人员去过他们家两次。“那个年代想收一批整体的书，是相当不容易的。”

　　第一次谈完之后，国图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价格，根据这批藏书的学术价值，图书馆给出一个收购价：30万。“第二次去的时候是1980年，馆里给我的权限是30万，那时也不得了，人家希望就是40万。”李致忠不敢突破图书馆给出的底线价格，双方在价格还没有达成一致，顾家又传来消息，因为族中几房关于收购的意见不一致，国图收购只好作罢。“这是我管理国家图书馆古籍的一大遗憾。”

　　“第二个失之交臂是曹大铁的书，有150多种，他买书很挑剔，很讲究。”过云楼藏书的往事，让李致忠想起自己在古籍收藏方面的另一次遗憾。上世纪90年代，著名藏书家曹大铁的藏书有望出手，曹大铁在江南的藏书颇有盛名，他的藏书阁被命名为“半野园”，其中包括吴翌凤抄校本《绛云楼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赵氏小山堂抄本;钱谦益手稿本《楞严经疏解蒙抄》，《四书集注》明刻本、毛手校等等。常熟图书馆有意收购，还特别给国家图书馆馆长发出邀请，请国图的专家帮忙“掌眼”，李致忠带着两位同志奔赴常熟，“我看了，很多据称的是宋刻、元刻的其实是成弘年间的东西，可是这批书很好，明本正德以前的也不可多得。”

　　常熟图书馆限于财力无法收购，常熟一位文化局长跟曹大铁比较熟悉，希望牵线请国家图书馆把这批书留下，“其实当时已经到90年代，要求也不算高，500万，我们也拿不出来。后来曹大铁的书就上拍了，已经分散不能成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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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渠道之变

　　在上世纪90年代拍卖出现之前，古籍市场只有唯一的渠道——古籍书店

　　收藏家韦力回顾，“1951年国家开始公私合营，各地的古籍书店大量合并。按照相关规定，每个城市基本上保留一家，比如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博古斋、天津的古籍书店。北京260多家旧书店合并成一家，书源变得很集中。买古书大部分来自于古籍书店，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购书的一个主渠道。”

　　“清代，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要看一些资料，赶考之后，这些资料很多流落京城，于是形成了以琉璃厂和隆福寺为核心的旧书市场，由书摊的文化，形成了以店铺为载体的经营性书店。”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说，1952年，集合400多家旧书店的国营中国书店在前门大街开业，成为京城古籍市场的集散地。民俗专家白鹤群说起自己当年买书的诀窍，如果看到中意的古书，当时身上钱不够，就把书横插在书架的最后，别人看不到。第二天来买书。

　　古籍版本和碑帖鉴定专家孟宪钧回忆起年轻时代在中国书店买书的经历，“那时买书还要介绍信，那时六块钱买一本《楷法溯源》，六块钱买一本《古文辞类篡》，现在得一万多块吧。”到了上世纪90年代，善本的价格也仍然在百元徘徊。

　　1993年，中国古籍第一次拍卖在中国书店举行，那次拍卖的古籍，很多是把书店中的价格后直接加一个0，这让中国的古籍爱好者非常不理解，以为那个价格不过是给外国人的，国内藏家参与那次拍卖的人并不多。到1994年，嘉德再次举行古籍拍卖专场，“我们几个喜欢藏书的都抵制，哪儿有那么贵的，我们还想着这样抵制肯定黄。没想到几年后市场接受这个价格，我们还被卷进去了。”孟宪钧笑道。

　　“有拍卖之前，大多走中国书店的渠道。”李致忠说，当然作为生意，中国书店在收购的时候压价、售出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李致忠在收书的时候，都跟藏家说好，您找几个掌眼的，别让宋版书按照明版书的价格卖出去。“如果碰上不懂行的卖家，即使没找人掌眼，我们也不会蒙人。当然通常都请人了，我去天津买刘明阳那批藏书，他们请的是琉璃厂魏广洲先生给看的，我就请魏广洲先生一道去。到那儿两人一块儿看，先把一个个版本说清楚了，然后再讨论价钱。”在拍卖出现之前，公立图书馆古籍方面的专家是市场的大买手。遇到比较重要的收购，还要专门开研讨会，讨论书的学术价值，集体做出价格的判断，然后报上级文化单位、财政部门批准。

　　“现在有了拍卖市场，公家买不起书了，我们要从财政部申请专款，一层层批。”李致忠先生说，有一次赵前和他一起去买一本辽代的东西，有个私人藏家知道国图要这批书，他们势在必得，不停举牌子，“后来我们就不敢举了，现在我们偶尔也去拍卖市场，但是很少买了。”如今国图的古籍来源，更多依靠收购，“也有人不愿意去拍卖市场，让国图来收，我们也有几百万买过东西。”

小善

不是无语，而是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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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藏与私藏，谁是新藏书家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先行也跟这批过云楼藏书有缘，“《锦绣万花谷》在宋代多次刊刻，而刻印精美且流传至今保存完善有如此者，未闻有他。由于这部宝书曩昔作为遗产按册数匀分给了过云楼的四房后人，上图老馆长顾廷龙曾数番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希望能出让给上图收藏，以免将来遭不测而散失。如果在今天，想成为文化大省的江苏及其南京图书馆或许会尽力争取收藏，因为南京图书馆过去已收藏了过云楼的部分古籍，但在当时他们没有反应。上图也未能收购。这批书后来以2200万元被一私人藏家席卷而去，我预测过不了几年，光一部宋本《锦绣万花谷》就不止2200万。不幸果然言中，40册那么漂亮的宋本，现在一册都在百万以上。由此看来，只有场外交易或政府出面干预，公家单位才有可能拿到藏品，否则拍卖场上的许多好书，图书馆都难以得到。”

　　火爆的拍卖市场挤压图书馆的收藏空间，图书馆之间的竟争也愈发激烈。2002年，帝师翁同龢263册藏书现世，其中不少宋元善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几家都在竞争之列。当时孟宪钧负责起草首都图书馆的报告，李致忠正在组织国图的专家对这批书的价值进行研讨，“北京这边还开专家会讨论呢，当时史树青先生还在，对学术上把关特别严格，哪本书不行，学术价值不够，我说哪儿能全是好书啊，这边还讨论呢，上海图书馆那边已经用400万美金买下来了。有了专家意见之后，估计书的价值，打报告。上海就是直接归市里管，比我们灵活多了。”不过李致忠先生也坦陈，即便国图愿意接手，“当时我估计我们也拿不出这笔钱”。

　　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宋平生也回忆，“我们去看，我们看完之后上海的同志去了，北京市和上海市都打报告，上海市一周就批了，我们还不知道在那转呢，人家一个星期市长批了就完了。”

　　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图书馆用于购买书籍的经费也水涨船高，李致忠回忆国图的预算变化之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700万元，十年间上涨到7000万至1亿，如今已经突破这个数字。但公共财政支付的购书款每年还要采购大量的外文书籍，与日益强大的私人藏家相比，反而在预算上有诸多限制，“拍卖起来后，很多私人藏书家有这个财力。反正国家有政策，这些书籍不能出口。在拍卖出现后有了私人藏书家，过去规模小，现在真有大藏书家，相当一部分人为了增值，也有真正喜欢的，就是为了研究。”

　　“图书馆收藏古籍本应比私人藏家更有优势，改变观念和大力培养鉴定人才是首要。上图购买翁氏藏书，充分反映出公家单位的实力。但想不到以后的10年，在市场竞争中，许多一流好书都被私家获得，公家只能落入当陪衬的尴尬境地。虽然我支持藏宝于民，然而有些书因有其特殊背景，真应该由图书馆收藏。”陈先行感叹。但是也正如他所言，在上图收购翁氏藏书3年后，过云楼藏书由嘉德拍出，2000多万的价格被一位神秘的藏家拍走，他预测未来光一部《锦绣万花谷》就不止2000万，果然言中，只是不知道在未来的古籍拍卖市场，图书馆藏与私人藏家，将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海云

简略了解了一下~~曲折呀~
收藏大家辛苦收藏的书以及各种藏品，作古后各种原因再次流散~~辛苦是不是都白费了？（后人赚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