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读书会

雨中的了悟

西伯利亚在俄国的帝国使命中的作用正在得到赞同，而它作为流放地的功能正在受到批评。同时，殖民地的繁荣兴旺也使得殖民者当中滋生出一种反抗情绪，他们抗议自己的土地被用作倾倒祖国罪犯的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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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西伯利亚总督请求十年内停止把罪犯流放到托木斯克省，各种委员会均指责流放制度不能再履行它的三个惩罚功能：安全，威慑和矫正。随着西伯利亚流放人口不断增加，流放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安置人口的手段，但把更多流放者分配到现有农民社区是极为困难的，那些社区已经“罪犯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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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改革时代，有学者认为流放制度将成为成千上万不事生产，行事凶残的犯罪分子塞进了西伯利亚，他们寄生于当地居民，然后不留痕迹地死去。俄国忽视lo西伯利亚的财富。该地区“仿佛被遗忘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它落后于东方的临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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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自己纷纷抗议国家硬塞给他们的流放人口。认为他们带来了偷懒，酗酒，欺诈，腐败，无法无天，甚至抢劫和谋杀。蓬勃发展的西伯利亚新闻界大肆责难流放制度，并呼吁废除这一制度。一些地方主义者也争取结束西伯利亚作为俄国一个殖民地的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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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建造将俄罗斯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带到了西伯利亚，铁轨在泰加林中蜿蜒而过，把西伯利亚各个城镇连在一起。随着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西部，想要利用这片免费土地而自愿移民到西伯利亚的人数不断增加，实际上的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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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流放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他就像农奴制，正在妨碍国家的发展。“如果流放制度被激烈为一种刑罚殖民方式，那么它本身就包含着阻碍自己成功的因素。对一个已经拥有独立的生活且不必被视为一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流放人口的持续到来是负担繁重且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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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各界的共识是西伯利亚必须摆脱供养俄国罪犯的这个负担，政府需要废除流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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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南是流放制度猛烈抨击者，妇女，儿童，行政流放者，政治犯和不幸的西伯利亚人的命运在一篇篇呼吁改革的文章中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如今把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看做一段野蛮历史留下的令人尴尬的残余，也是俄国落后于其他欧洲邻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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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最有影响力的谴责出自1899年托尔斯泰的《复活》，它无畏的描述了男人，女人，儿童艰难地前往流放地的旅程，以及他们到达后忍受的贫困，潦倒和暴力。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谴责个人权利遭滥用，保守主义谴责流放家庭的道德坠落和性堕落。也许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当时唯一一个令两个极端的社会群体共同谴责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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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监狱修建项目启动，这项法律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罪犯应该监禁在本地而不是流放。但对政治宗教犯罪的，还要求流放到西伯利亚。当局必须把煽动者转移到他的宣传活动无法传播的地方，直到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法律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