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读书会

雨中的了悟

凯南确信：“不是恐怖主义让行政流放在俄国成为必需的制度，是极端的残忍和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放逐刺激了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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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革命杂志在评论当年的雅库茨克暴力决战时发出警告：失败者要倒霉了！大约十年后，政府将迎来这一天。如果说负罪感是革命的鼓舞力量，那么复仇则是革命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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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科学、商业、政治精英开始质疑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严寒且荒凉的荒地，只适合作为帝国罪犯的流放地的固有看法他们主张将西伯利亚重新设想为一个富有的经济殖民地，一个曾被国家忽视，被流放制度拖累，但实际上有着大量有待勘探和开发的自然资源的地方，除了从战略上批评政府把西伯利亚用作一个大陆规模的监狱，人们在道德上越来越反对这套以残酷的鞭打，罪犯无辜的妻儿的贫穷和堕落，以及革命者的牺牲为特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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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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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人们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的，18世纪中期，大多数俄国人把西伯利亚视为国家的一个商业殖民地。其后，随着毛皮贸易急剧衰退，西伯利亚的经济意义减弱，它作为刑罚殖民地的地位提升了。一位北极探险家在1830年评论道：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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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一些地区的总督主张进行一系列改革，从限制流放人口到彻底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而政府利用罪犯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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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刑罚殖民的失败，官员们往往认为流放者严重阻碍了西伯利亚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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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公众对西伯利亚的兴趣开始彻底重新定位，由于受到克里米亚战争可耻战败的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受教育阶层放弃了欧洲，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帝国主义探索，扩张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西伯利亚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只待勤劳的双手把它变成无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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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叶，交通大臣波塞特支持帝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使命他设计了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1874年5月，波赛特写了《结束西伯利亚流放》，报告指出：眼下重要的是给予西伯利亚的发展机会，为它撕去罪犯之地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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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号”从东西伯利亚返回首都的航行意味着无限的商机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于1867年决定把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此举受到公众的激烈反对，在这个时候，探索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之间的海上通道就显得格外必要。人们把西伯利亚想象成一个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资源的殖民地。